倭患与明朝

一、明初的倭寇

明初，日本国内失意土豪与浪人在我国沿海武装走私、抢掠商民，被称为“倭寇”。终明一代倭患始终存在，且明前期与嘉靖时期的倭患特点、性质截然不同。

（一）洪武时期的海防应对

明初，从辽东到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在在出没”，甚至登岸剽掠。洪武二年（1369），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军剿倭，生擒数百人，但倭寇仍屡犯不止。

明朝廷随即大力加强海防：

• 筑城列寨，增置卫所，洪武朝先后在辽东至广东沿海设置五十余卫，驻军二十余万；
• 添造战船，规定每百户设战船1艘，千户所10艘，每卫5所共50艘，每船配旗军50名。

（二）永乐时期的抗倭与望海埚大捷

明成祖一面与日本修好，一面持续强化沿海防御：

• 永乐九年（1411），命丰城侯李彬、平江伯陈瑄率浙闽舟师剿捕海寇；
• 永乐十四年（1416），命都督同知蔡福率兵万人巡捕山东沿海倭寇；
• 永乐十七年（1419），辽东总兵刘荣（刘江）指挥望海埚大捷：
  倭寇两千余人乘三十余艘船侵犯辽东，直奔望海埚（辽东沿海要塞，地势高广）。刘荣先派百户江隆率壮士绕至贼船截断归路，再命都指挥徐刚伏兵山下。待倭寇抵达埚下，刘荣举旗鸣炮，伏兵奋勇杀敌，最终“生擒数百，斩首千余”。经此重创，倭寇不敢再大规模侵扰。

二、嘉靖年间的倭患与抗倭战争

明中期国势衰落，嘉靖时期海防废坏，倭患再度猖獗，且呈现中国巨商、海盗与倭寇勾结的特点，最终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抗倭战争。

（一）倭患猖獗的原因

1. 海防废弛：明朝中期后国势衰退，沿海防御设施年久失修，官军战斗力低下，倭寇“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
2. 市舶司撤销与海禁加剧：嘉靖二年（1523），日本使团在宁波爆发“争贡之役”。嘉靖帝听信建议，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撤销市舶司，海禁愈发严厉。
3. 内外勾结：海禁政策断绝了中国海商的生计，于是他们与倭寇勾结，亦商亦盗，成为嘉靖倭患严重的核心原因。

（二）抗倭进程

1. 朱纨的整顿与悲剧：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任浙江巡抚兼提督浙闽海防，他雷厉风行整顿海防，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处死李光头等走私海商九十余人。但此举触动闽浙海商利益，朱纨遭群起攻击，愤而自杀，海防更趋空虚。
2. 张经与王江泾大捷：嘉靖三十三年（1554），张经被任命为总督，统筹江南、江北等多地军务。他调集两广土司兵，计划与永顺、保靖苗兵合力歼倭。此时工部侍郎赵文华奉命祭海并督察军务，催促张经出兵遭拒后，诬告张经“畏贼失机”。
   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就在张经被逮治的前夕，永顺、保靖苗兵抵达，张经指挥军队在石塘湾、王江泾大败倭寇，斩首两千级，这是自有倭患以来“战功第一”的大捷。但世宗仍下令处死张经，赵文华自此权势日盛。
3. 胡宗宪诱杀海盗头目：张经死后，胡宗宪经赵文华举荐任浙江巡抚，后升总督。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十六年，他诱杀海盗徐海、汪直等人，沿海屡获胜利，但新倭仍不断侵扰闽浙。
4. 戚继光与戚家军：
   • 新军组建与训练：嘉靖三十五年（1556），戚继光任参将，负责台州、金华、严州御倭。他发现原有军队纪律松散，遂在义乌招募三千农民、矿夫，制定严格纪律，并创造“鸳鸯阵”战术（长短武器配合，各尽所能），训练出战斗力极强的“戚家军”。
   • 浙东抗倭：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大掠浙东桃渚、圻头，戚继光率部九战九捷，俘馘一千余人，浙东倭患平息。
   • 福建抗倭：嘉靖四十一年（1562），戚继光入闽，先后在横屿、福清、兴化等地大败倭寇。次年，他与俞大猷、刘显分三路进攻平海卫，斩首两千二百级，因功升都督同知。随后又在仙游城下、同安王仓坪等地败倭，福建倭患平定。
5. 俞大猷平定广东倭患：嘉靖四十三年（1564），广东总兵俞大猷在吴桂芳支持下，击败海丰等地倭寇，广东倭患解除。至此，东南沿海抗倭斗争取得最终胜利。

（三）抗倭战争的影响

1. 国力损耗：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患爆发，七八年间沿海十余城被破，官军吏民战死者不下数十万；明朝帑藏空虚，被迫在江南加派赋税，全国精兵良将被调往东南。
2. 海禁政策松动：经此倭乱，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开放海禁的重要性，隆庆时期明朝开始部分开放海禁。

三、学界对明代倭患与抗倭战争的研究争议

我国学者对明代倭患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三四十年代涌现多部专著，80年代初引发新的学术争论，核心争议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倭寇的成分问题

1. 日本海盗集团说：认为倭寇是14至16世纪劫掠中朝沿海的日本海盗武装集团。
2. 主体为日本海盗说：承认倭寇成分复杂（包含日本浪人、走私商，以及中国海商、破产农民），但核心主体仍是日本海盗。
3. 主体为中国人说：指出元末明初倭寇以日本海盗为主，但嘉靖以后，真倭（日本海盗）数量极少，从首领到基本群众大多是中国人，所谓“倭船”也多为中国船只。

（二）倭患产生的主要原因

1. 日本封建势力主导说：认为最根本原因是日本国内封建割据势力对倭寇的支持，倭寇的船只规模、侵略计划等都离不开日本藩侯、大寺院的资助。
2. 中国内部原因主导说：认为明中叶土地兼并导致军卫制度破坏、海防废弛，以及海禁政策断绝海商生计，才是倭患蔓延的主要原因。

（三）抗倭战争的性质与作用

1. 反侵略正义战争说：认为倭寇主体是受日本封建势力支持的海盗，他们的侵扰严重破坏了东南沿海的经济与民生，阻碍资本主义萌芽成长，抗倭战争是保卫家园的正义之战。
2. 反封建斗争说：认为嘉靖“抗倭战争”本质是中国沿海海商领导、破产农民参与的反抗海禁政策的斗争，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兴力量对抗封建保守势力，最终迫使朝廷放松海禁，促进了海上贸易与商品生产。
3. 国内平叛战争说：认为这场战争是针对汪直海盗集团的国内战争，汪直勾结日本海盗劫掠沿海，是历史罪人，戚继光等将领的镇压符合人民愿望，是正义行动。

四、明末欧洲耶稣会传教士东来的历史作用

明末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是中西关系史上的大事，学界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价历经变化。

（一）传教士来华的历程

• 耶稣会于嘉靖十三年（1534）在罗马成立，创始人为西班牙人罗耀拉。
• 万历十年（1582），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次年进入广东肇庆传教，万历二十九年（1601）抵达北京。此后一批传教士相继来华。
• 有学者提出，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租居澳门时，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便已开始，早于利玛窦入华。

（二）学界对传教士的评价

1. 八十年代以前的三种观点

• 基本肯定说：认为来华传教士并非欧洲反动势力代表，他们的活动反映了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需求，符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需要，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方面贡献巨大。
• 基本否定说：认为传教士以西方殖民主义为背景，旨在打开中国侵略大门，传播宗教为殖民侵略服务，不利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且不具备科学家资格。
• 一分为二说：主张在揭露其为欧洲反动势力效劳的同时，肯定其带来的西方科学文化对中国科学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

2. 八十年代以后的观点交锋

• 高度肯定说：强调需将明清传教士与鸦片战争后的传教士区分开，前者未对中国构成威胁，双方平等交往，他们传播宗教的同时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多数传教士知识渊博、遵守中国法律，为中国造就了科技人才。
• 谨慎评价说：认为明清传教士兼具政治反动性与科学保守性，他们是西方殖民活动的一部分，利用科学宣传为殖民扩张服务；且未向中国介绍哥白尼、伽利略等主流近代科学成果，西学东渐的作用不宜高估，加上中国闭关自守的状态，西方科学对中国社会影响有限。

此外，学界还探讨了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的关系，以及他们向西方介绍中国物质文明与传统文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