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育史素材
中国古代教育史
从广义文化的角度看，人类创造的文化（经验、知识和技能等），依靠广义教育手段实现传承与传播，因此教育是人类文化传播的首要手段。
一、概述
（一）教育的概念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教育”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说文解字》释：“教，上所施下所效”；“育，养子使作善也”，即教育是教诲培育的意思。
教育是传递生产与社会生活经验的必要手段，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历史范畴。广义而言，凡是有目的地增进人的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动，无论有组织或无组织、系统或零碎，都属于教育。而教育学研究的核心，主要是针对年轻一代的学校教育：教育者根据特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对受教育者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知识技能传授、思想品德培养、智力与体力发展训练，最终将其培养为服务于该社会或阶级的人才。
（二）教育的本质特征
- 永恒性：教育伴随人类社会起源而生，源于社会劳动，因传授生产与生活经验的需求产生，随社会进步不断发展，将与人类社会长期共存。
- 社会性与阶级性：教育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的反映，受社会发展规律、经济与政治制度制约，同时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它既是生产斗争的工具，在阶级社会中也是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兼具时代性、历史性、阶级性与政治性。
- 受个体身心发展规律制约：教育通过培养人作用于社会发展，而作为教育对象的人有自身生理与心理发展规律，教育必须遵循这些规律才能见效。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是相对遗传和环境而言的，三者是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教育需结合社会（或阶级）要求与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注重启发性，调动儿童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着眼于儿童的“最近发展区”，使教育作用与发展需求紧密结合。
（三）教育的类型
根据不同标准，教育可划分为多种类型：
- 按场所划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
- 按形式、内容、时间、对象及主管主体划分：普通教育、专业教育、业余教育、华侨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特殊教育，以及国立教育、集体教育、私立教育等。
- 按历史时期划分：原始社会教育、奴隶社会教育、封建社会教育（统称古代教育）、资本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的下限断至1904年清朝公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即辛亥革命前夕。近代中国教育转型始于鸦片战争后，先后由外国教会、洋务派、改良派推动，直到1902年清廷公布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但未实施；1903年清廷命张百熙、荣禄、张之洞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制定《奏定学堂章程》，次年推行，成为教育转型的标志。
二、中国古代的官学教育
中国古代官学教育是由中央朝廷及地方官府直接创办管辖、旨在培养统治人才的学校教育体系，分为中央官学教育与地方官学教育。
（一）中央官学教育
中央官学的兴衰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相适应，为其服务。虽有西周“学在官府”之说，但朝廷设立中央官学正式始于汉朝；魏晋南北朝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唐朝中央官学繁盛、制度完备，发展至顶峰；南宋以后逐渐衰落，沦为科举附庸；清末完全被西方学堂取代。
中央官学主要分为四类：
- 最高学府——太学和国子监
汉代重视官学，重点发展太学：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设太学，置博士弟子50名，汉成帝时增至3000人，质帝时达3万余人，规模宏大。隋文帝设国子寺，隋炀帝时改名国子监，是中国专门教育管理机构之始，延续至清代。太学与国子监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核心场所，在办学育人、繁荣学术、发展科举取士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中外教育史上地位重要。 - 专科学校
东汉末年的鸿都门学，南朝的史学、儒学、玄学，唐宋明三代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均为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此外还有唐朝咒禁学、崇玄学等特殊专科学校。 - 贵族学校
东汉四姓小侯学，唐朝弘文馆，宋朝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明朝宗学，清朝旗学、宗学等，均以贵族子弟为教育对象。 - 短期学校
封建社会中央官学中，存在部分无固定制度、开设时间短促的学校，如宋代外学（辟雍）、广文馆、四门学等；另外宋代京都设立的普通国立小学，也属中央官学范畴。
（二）地方官学
中国古代地方官学始于西汉景帝时文翁在蜀郡设学宫，汉武帝赞许并诏令天下郡国设学宫，此后部分郡开设学宫；汉平帝元年（公元3年）建立地方学制度，规定郡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学校”名称由此而来。东汉出现“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学衰废，“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
唐代前期地方官学繁盛，天宝安史之乱后衰废。地方官学除长史管辖的“儒学”外，还有直属太医署的“医学”、直辖中央礼部祠部的府州“崇玄学”。府州县学生多为下级官吏及庶民子弟，以《九经》（三礼、三传、易、书、诗）为主，要求较低，通一经或“未通经但精神聪悟、有文词史学者”即可毕业，可升入中央官学四门学。
宋辽金时期，地方官学有四大特点：一是设置主管地方教育的行政官员，各路置提举学事司；二是实行三舍制度（上舍、内舍、外舍）；三是划拨学田保障经费；四是教学以经术训导为主，与汉唐地方儒学一致。
元代地方官学制度完备，但多数有名无实；明代立国之初即设府州县学，边防区设卫学，乡村设社学，最盛时全国有学校1700余所；清代基本沿袭明代规模。
三、中国古代的私学教育
私学是与官学相对的教育形式，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一）私学的产生
中国古代私学诞生于春秋时期，以孔子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转型期，教育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私学应运而生。士阶层的学说传承各不相同，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影响最大。
孔子在曲阜杏坛讲学，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培养了大批文化人才。儒家以六经为教科书：《诗》为文学课，《书》为政治课，《易》为数学课，《礼》为道德伦理课，《乐》为音乐艺术美学课，《春秋》为历史课；孔子极少谈论怪力乱神，不重视生产知识与科学技术的传授，这一不足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长期消极影响。但他教学态度认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创造了以培养自觉性为中心的因材施教方法，如注重个性差异、启发诱导、学思结合、知行合一等，其私学经验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远超其他学派。
同时期的墨家代表农业手工业者利益，注重科学技术教育，与儒家并称春秋显学。
（二）私学的发展
秦朝采纳李斯建议颁“禁私学令”，否定教育作用，是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今文经学为官学，但不禁止私学，古文经学成为私学传授内容，东汉末年古文经学压倒官学，马融、郑玄等大师的私学生徒多达千人。汉代私学重视师传家法，古文经学讲究名物训诂、考证，后世称“汉学”；组织形式分为蒙学（书馆、学馆，启蒙教育）与精舍（精庐，专攻经学的提高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私学繁荣，名儒聚徒讲学屡见不鲜，教学内容突破传统儒学，涵盖玄学、佛学、道教及科学技术。萧梁周兴嗣编辑的《千字文》影响深远，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成为家庭教育代表作，《五经》《论语》《千字文》等教材还传入日本。
唐代私学遍布城乡，程度悬殊：既有颜师古、孔颖达、刘焯等名士大儒以教授为业，也有村野启蒙识字的私立小学。
（三）私学的进一步发展
唐代以后，宋元明清私学有两大分支：
- 书院制度：成为私学的重要形式，后续单独详述。
- 蒙学教育：以私人设立的学塾、村学为主，启蒙教材丰富：宋代有《百家姓》《三字经》，后世又编有《千家诗》《杂字》等。明清学塾分为坐馆（教馆）、家塾（私塾）、义学（义塾）三种形式。清代尹钧（1783~1854）撰写的《教童子法》，是专门论述启蒙教育的著作，全面阐述蒙学教授方法，提出独特的蒙学原理见解。
四、中国古代的书院
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极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形式，历经千年办学历史，形成了独特的办学形式、管理制度与教学方法，使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完善。
（一）书院的发展简史
- 唐代：萌芽时期
唐开元年间设立的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是宫廷图书馆，非教育机构，但为“书院”名称之始。此后出现的私人书院多为士人读书治学的场所，其中皇寮书院、梧桐书院、松竹书院、东佳书院已有讲学记载，标志着书院教育机构初步形成，唐五代书院与后世书院多有直接联系。 - 两宋：繁荣与成熟时期
两宋共有书院397所，可补充甚至代替官学。北宋出现一批全国著名私人书院，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睢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等，受官方支持资助，发挥补充官学的作用。南宋书院进入新阶段，与理学结合，制度成熟完善：自由讲学、学术研究、问难论辩等制度形成，明确提出独特教育宗旨，反对沦为科举附庸，以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目标；但官方支持也带来一定官学化影响。 - 元代：官学化转型时期
元代共有书院227所，有“书院之设，莫盛于元”之说。原因一是元朝政府采取奖励政策，二是儒家学者不愿仕元，退居山林创办书院。为控制书院，政府委派山长或授予官衔，掌握领导权，教师任命、学生考核均由政府批准，大量官办书院纳入官学体制，私办书院也逐渐官学化。 - 明代：兴衰交替时期
明初书院沉寂，成化年间因官学沦为科举附庸、士风日陋，士大夫纷纷创办复兴书院；正德年间王学思潮兴起后，书院真正振兴，恢复自由讲学精神，成为重要学术基地，但也引发统治者四次禁毁书院的事件（嘉靖十六年、十七年，万历七年张居正禁毁，天启五年禁毁东林书院）。明代书院共1239所，远超宋、元，以嘉靖、万历年间最多，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江西、福建、浙江、湖南）。 - 清代：普及与衰落时期
清初统治者抑制书院发展，康熙、雍正后逐步恢复：康熙赐御书匾额支持白鹿洞、岳麓等书院；雍正发上谕肯定书院作用并提供经济保障；乾隆重视师长任命与学生考核。清代书院发展到历史高峰，共1900所，但官学化严重，完全沦为科举附庸。清末书院改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书院的制度特色
书院是封建制度化的私学，形成了完整的组织系统与功能体系：
- 组织系统：由山长（院长、洞主，教学管理主持人）、堂长（协助山长管理教学或生徒首领）、学长（学科教职或教务负责人）、会长（协助山长评阅试卷）、斋长（协助教学、行政与生活管理）、讲书（讲解经书）、经长（解析经籍疑义）、监院（负责行政、财务与学生品行稽察）、首事（管理事务）、掌祠（主持祭祀）、掌书（管理图书）、书办（掌管卷宗档案）等职事组成。
- 核心功能：讲学、藏书、祭祀。
- 教学管理：有分科制度、分斋教学制度、课程规定、考课制度等。
- 藏书体系：来源包括皇帝赐书、私人捐赠、书院购置与刊刻，藏书以教学与学术研究相关为主，制定了完善的收藏、借阅制度。
- 祭祀活动：定期祭祀先圣孔子、与书院相关的先儒贤，以及文昌帝、奎星等。
（三）书院的教学研究与学风特色
- 教学特色：自由讲学，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相结合，注重自学、问难论疑与读书指导。
- 学术研究形式：著述、学术讨论、建立学派。
- 学风特色：强调德育目标，反对为科举而学；提倡学术创见，反对死守章句陈说；开门办学，兼收各家之长；尊师爱生，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
书院是中国传统私学长期发展的结果，是高级形态的封建制度化私学。
五、总结
对中国古代教育，不可简单判定优劣得失，需细致具体分析，从优中含劣、劣中含优、得中有失、失必有得的辩证关系中，寻找对后人的启迪与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