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创作评析素材集
张学东评《坚硬的月光》
中篇小说《坚硬的月光》（载《朔方》2010年第3期）围绕一对山村老人看似不幸的婚姻展开叙述。54岁的爷爷突然提出离婚，消息一出便震惊全家——在晚辈眼中，这个唐突的要求过分且难以理解，更无人支持。
随着“我”与奶奶的对话层层推进，那些被插叙的陈年旧事逐渐揭开：奶奶当年如何出嫁、如何熬过三年自然灾害、怎样去公社食堂打汤水饭……数十年婚姻里的苦涩辛酸一一浮现。爷爷始终对妻子心存不满，只因他没能娶到一个“攒劲的女人”，便常年活在窝囊憋屈的情绪里，用半辈子光阴做着伤害奶奶的荒唐事。
作者在刻画爷爷这个荒诞不安分的人物时，也塑造出一位忍辱负重、死心塌地、不离不弃的善良奶奶形象。爷爷的离婚计划最终破产，却还是选择离家。此后奶奶变得有些唠叨和神经质，却依旧日日惦记着爷爷的种种“好”，甚至每天晚上将爷爷的空尿盆拿进屋，天亮再拿出去——这个看似无意义的朴素举动，真切诠释了山村老妪对丈夫、对婚姻的忠贞，读来令人动容。
对作者而言，如何以个性化的审美视角，写出独属于她眼中的西海固及其土地上罕见的生存状况，是未来需要攻克的创作挑战。
潘红英论宗璞小说创作
在当代作家中，宗璞并非多产作家，但作品篇篇精湛、独具特色，字里行间透着创作的大气与凝重。她的作品紧扣时代与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蕴含丰富的信息符码，始终坚持“诚”与“雅”的写作理念：诚，即真实反映人生；雅，即追求优雅含蕴的艺术风格。从50年代发端至今，无论外界风雨动荡，宗璞的创作本色始终未改。
正是这种创作风格，使得她的作品并非对社会生活的“镜子式”摹写，而是在真切展示现实人生的同时，融汇着伦理道德的热力。“诚”作为伦理概念，是儒者人格教育与修养的核心，在宗璞的创作中，它既是作者的写作态度、人格理想与价值尺度，也体现在笔下人物（尤其是被肯定的人物）的伦理态度中，因此她的小说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
著名学者张岱年曾指出：“在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深厚的伦理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宗璞小说的伦理意识，使其作品既有传统伦理文化的根基，又具现代伦理文化的鲜明意识，其文学审美态度是古老民族审美文化在当代的映射与延伸，是伦理文化与现代审美观念双向作用的复合体。
中国伦理文化博大精深，某种意义上，中国文化就是伦理文化。宗璞家学渊源，深受传统伦理文化濡染，自然将其深刻融注于写作中。她的小说多以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这些人物承载着良知、气节、正义与真诚，宗璞着重书写他们背负的伦理意义，“铁肩担道义”正是他们的生动写照。
与萧红、钱锺书等作家在国家危难之际聚焦民族精神衰弱不同，宗璞是少见的对国民性做“加法”的作家，以这种方式寻找希望与力量。在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中，她细腻刻画了吕清非、孟樾、庄卣辰、卫葑等老中青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让读者深刻感受到：战争能消灭肉体，却无法征服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家园被摧，他们仍坚守精神堡垒，一腔浩气、一片丹心在含蓄蕴藉的表述中，令人油然而生敬意与神圣感。
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品格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出自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蕴含的责任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志士仁人，这种品格在《南渡记》《东藏记》中得到鲜明集中的体现。
宗璞善于通过细节营造氛围、传递意绪。一家人坐火车离开北平前往昆明时，小娃一句“北平哭了”，承载着家园丢失的沉重与对侵略者入侵的无奈，以儿童视角展现出国家失落的轮廓。作品中，无论是吕清非老人，还是嵋、玮玮等孩子，面对日本入侵、国土沦丧，都满怀亡国奴的悲愤，盼着国家早日驱走侵略者，并以行动践行信念：孩子们玩游戏、做地图时流露对侵略者的憎恨，幼小的心灵承载着民族沉落的凝重与重整的愿望；吕清非老人则以生命践行民族高尚品格——年轻时请缨报国，晚年无法上战场，便将对国家的责任寄托于孩子，躬身教育，与小辈练拳时念诵“前三后三，还我河山；左七右七，恢复失地。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尽显民族大义与铮铮铁骨。最令人动容的是他拒不接受伪职、以死明志的行为，在民族气节与苟活间毅然选择前者，践行了“士”“威武不能屈”的本色。
孟樾这一代知识分子，则达到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境界。战火胁迫、物质匮乏、教育事业中断，孟樾一家从未放弃希望与信念。他们虽不能佩剑请缨，却坚韧地坚守教育岗位——知识是力量，传播知识也是对战争的另一种抗争。正是这代知识分子的坚守，让知识与教育在炮火硝烟中延续，为战争年代留下一代代不屈的灵魂，堪称“民族的脊梁”。
二、“和合”思维方式的价值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是思想史的主线，核心在于提供了重整体、重和谐的和合思维方式（李明：《儒家“天人合一”观价值意蕴的多重性》，载《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宗璞的作品蕴含“和合”思维趋势，体现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和谐。
宗璞小说中的自然景色描写并非纯粹白描，而是人物心境的寄寓，与人物生命、生活融为一体，投射着人类的伦理精神。如《红豆》中，江玫平静的生活如台阶上的粉红色夹竹桃，而齐虹要求她一同离开的那晚，夹竹桃碎裂，喻示着两人的分离；《熊掌》中，楚秋泓渴望与家人共吃熊掌却未能如愿，“熊掌很快给埋在了月季花下。那杏黄的一丛已有一两朵绽开了花苞，轻风拂起淡淡的香气，在空中缓缓地飘散了”，飘散的香气正是老人心愿的写照。
宗璞的作品还呈现出拟人化的自然伦理景观，名篇《鲁鲁》便是典型。战争年代，乡村边缘的父亲、母亲、小姐弟与失去亲人的小狗鲁鲁，共同构成相濡以沫的亲情家园，借助鲁鲁，作者表达了对和平的期冀与对战争的批判。
从整体看，宗璞采用内倾写作视角，擅长刻画心理活动，以此展现人格与人生追求。新时期之初，她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象征、变形等手法：《我是谁》中，知识分子韦弥报效祖国却被打成牛鬼蛇神，作者以意识流手法展现其生存困境的荒诞，批判当时社会伦理失落、道德缺失的现状，而韦弥最终看到“黑色的天空出现了一个明亮的‘人’字”，体现出自我精神追求在失序社会中的坚守，达成了内心的合一。
《米家山水》中，米莲予主动放弃出国机会让给曾经的对手刘咸，退出数十年的权力争斗，捐弃恩怨，不仅在现实中，更在心中化解了旧账，为世间和谐宁静增添了人性光辉。
三、良知——内在的支撑点
对于伦理文化的社会运行而言，良知是人们理解、处理自身所处关系与道德问题的特殊道德能力（肖雪慧等编：《守望良知：新伦理文化的视野》，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纵观宗璞的小说创作，良知是贯穿始终的内在支撑点，与她坚持“诚”的写作理念相契合。在她的作品中，良知表现为“个人出于精神发展与完善的内在需求，而使自己的行为保持在文明规范水平上的自律精神”（肖雪慧等编：《守望良知：新伦理文化的视野》，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0页）。《红豆》中，江玫原本的生活如岩间小溪，在朋友萧素（学生革命者）与被迫害的父亲影响下，主动融入激情昂扬的时代，参加游行与诗歌朗诵会，最终在祖国与爱人之间坚守良知，选择了祖国，映照出个体心灵发展与完善的历程。
中国伦理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宗璞小说中体现为信念与希望。笔下人物无论遭遇何种艰难险境，都坚守心灵傲岸，鲜有颓废气息：即使身陷现实泥淖，精神力量也能超越现实，支撑个体前行。《不沉的湖》中，满姐因腿疾失去舞台，却在朋友引导下投入新工作；《全息摄影》中，沈斌生病坚持学习被领导误解，取得成绩又被指责“名利思想”，但他并未放弃，依然坚守良知——“他觉得有足够的力量。那瓢泼的大雨，是不足道的”。
《团聚》中，绾云与丈夫辛图分居十三年后团聚，辛图已被生活磨去理想，忙碌于琐碎，而绾云虽为理想与纯真的缺失感到沉重，却并未随波逐流，始终坚守内心纯净美好的道德境界。
宗璞小说中的良知，是一种深层洞察力与趋善避恶的内在欲求，让个体在面临选择时，基于对道德与情境的直觉领悟，倾向于“应当”或“正当”的做法，持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界限。这份良知让人们珍视人的价值，在变化中保持人格的统一性与自尊。
四、古典审美意蕴的萦绕
宗璞的小说风格含蓄蕴藉，无论是描写社会环境还是展现人物情感，都能寻到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学传统的潜在影响，萦绕着古典审美意蕴，别具悠远深沉的意味。正如苏珊·朗格所说：“艺术品是将情感（指广义的情感，亦即人感受到的一切）呈现供人观赏，是由情感转化成的可见或不可见的形式，它是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宗璞小说中的伦理情感以潜隐浸润的方式呈现，这正是对古典审美意蕴的皈依。
“发乎情，止于礼”的爱情伦理观
宗璞小说中的爱情叙写带着古典气息，过程真挚动人，表达含蓄克制，全无当下写作的直露。她常借助音乐、绘画、古典诗词展现情感：《红豆》中，江玫与齐虹的爱情以音乐相系，音乐如泉水、如盐，滋润洗涤着两人的灵魂；《米家山水》中，米莲予与萌的情感融入传统山水画的意境，“一层层青山，一层层绿树，隐约间，一条小路蜿蜒而上，通向云端……山下一片绿水……长长的柳线，拂着水面……”，平和悠远的画面尽显情感的和谐之美；《心祭》中，黎倩兮与程抗的情感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作结，两人遵从内心伦理观未能相守，留下一段挥之不去的怅惘记忆。
《南渡记》《东藏记》则借助戏曲表达情感：《泪洒方壶》中“血泪飞，红雨凝”点出战争残酷，“一腔浩气吁苍穹”彰显有识之士的民族大义，他们抛文书、洒香墨、别琴馆、碎玉筝，尽显责任意识与赴汤蹈火的勇气；《南尾》中“乱纷纷”“冷清清”“恨深深”“凄惶惶”等叠音词，让人联想到李清照的《声声慢》，但字里行间更透着“身儿向前赶”“且休问得不得回来”的执著与坚定。
宗白华曾说：“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境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宗璞的小说擅长表现个体精神境界，着重表达人生的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既尊重自我，又兼顾社会责任与他人关系的自觉人生，以及宇宙人生融洽一体的境界。
王蒙谈宗璞
宗璞今年七十岁了。
多年前李子云评论宗璞，用了古人“兰气息，玉精神”六字，我觉得形容她再贴切不过。
四十余年前读她的《红豆》，只觉深情幽然，大地风雷与人性温馨都在从容叙述中颤动。后来《红豆》因“反右”运动被批判，幸而宗璞未遭大难。1962年在《新港》读到她委婉中带着棱角的小说，着实令人高兴。“特殊时期”后，读《弦上的梦》《我是谁》《三生石》以及长篇《南渡记》，更能感受到她书卷气中的英武，温柔敦厚里的分明取舍——哪怕场景只是校园、病房、书斋，字字句句都流露着对祖国与人民的关切，回应着时代的风雨雷电，她绝非只知爱惜羽毛的冷心人。
我尤其喜爱她的童话。孤陋寡闻如我，知道能把童话写成散文诗而非靠拢民间故事的作家，除了丹麦的安徒生，就只有宗璞。这样的童话寓深情深意于童心纯美之中，只能天成，能写出这样作品的作家是幸福的。我多么希望她多写些童话！
宗璞不善交际，却总有孤傲不群、与俗鲜谐的好作家登门拜访，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她也从不随波逐流，对各人各文都有自己的看法，从不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宗璞性至孝，其父冯友兰先生在哲学史领域的成就举世公认。临终前，冯老终于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巨著，他曾说，看病吃药就是为了完成此书，书成后有病亦可听之任之。读此言令人怆然肃然。在运动连年的年代，冯老时常被置于聚光灯下，他需何等忍辱负重、坚定沉着，才能完成这部大著作！当然，他也为自己的轻信、愚忠和部分中国士人的经世致用传统意识付出了代价。我曾说过，选择投入的人不应拒绝为投入付出代价，不必鸣冤叫屈；选择疏离的人也不必因后来行时而撒娇于公众。人无完人，事无万全，对人物的臧否常随时代摆来摆去，但成果是硬道理，公道自在人间。我曾被意大利国家电视台邀请推荐十部中国典籍，解放后的著作我选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它既展现了新中国学术劳作的气象，又折射出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光辉，系统、严谨、扎实、大气；其余九部是《诗经》《老子》《论语》……直至《鲁迅全集》。
中国缺少多元制衡的传统，平衡常体现在纵坐标上，物极必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人物的评价也随之摇摆，这是国情之一。但成果不会被眼泪、流言、潮流或掌声左右，我希望宗璞能更坦然地面对对冯老的物议；而形象良好的尊者及其追随者，也应平常心对己对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宗璞从不关心俗务，是真名士自风流。她至今没有高级职称，常为看病犯难——胡乔木仙逝后，再无人为她说句顶用的话。不少老作家老领导关心此事并努力过，却至今无果。
在前年召开的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宗璞被选为作协主席团委员。想起一些同行为了在作协挂个名义或反对他人挂名而奋力搏击的模样，便觉得稚态可掬。宗璞对此浑然不觉，她住在北大校园一隅，极少与文坛打交道。即便如此，同行们仍由衷尊重喜爱她，凭借“民意”选出了她——单就此点而言，谁说中国作协的民主没有希望呢？
她如果善于交际，恐怕就写不出这般至纯至性的作品。我不喜欢整天打着“有文化”旗号抛头露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就像流行歌，经不住岁月的验证。
张曼娟《笑拈梅花》小说解读
张曼娟在《笑拈梅花》的序中写道：当我郑重排列这八篇小说并逐页翻阅，才赫然发现，几乎都是在生命探索后终于了悟。探索过程艰辛却不可放弃，如同寻春的梅花尼子踏破山岭云彩，旁人瞧着飘逸优美，当事人必有一番折磨。谁知春意十分，竟在自家庭院、梅花枝头，笑拈梅花之际，天地一片清明。
探索的过程充满艰辛，甚至需要付出代价：
- 《迷藏》：内向且有思想的女孩面对爱意一直躲藏，不敢敞开心扉。她并非不敢爱，而是害怕爱情受伤害，宁愿将自己封闭起来。
- 《苏醒》：青年曾误解父亲的严厉之爱，直到父亲生病才回家，本想质问父亲为何原谅他人作弊，却对自己如此狠心。有些亲情隔着屏障，直到死神降临，才让人突然醒悟。
- 《阳光以外》：被包养的女孩渴望真正的爱情，却难以摆脱优厚的物质待遇。直到遇到一个男人，她才决心离开老男人，却发现这个男人是老男人妻子找来的托——只为证明她“背叛”。女孩最终什么都没要，返回家乡。物质丰裕远不及精神充实，输掉钱财不可怕，输掉心才最可悲。
凡生活型作家，从互补角度看，需多读书思考以拓展艺术想象力，为生活真实插上飞翔的翅膀，营造更大的文学空间。在众多小小说写作者中，能自觉强化文学储备的人并不多见，许多人长期倚仗“小聪明”挥霍生活素材，只有极少数有天赋且自律的作家，才会在长期写作中不懈锻造、提升、健全自己的文学人生。
读布洛克小说的趣味
读布洛克的小说，常有意外乐趣——走着走着便会撞到几句刻薄的俏皮话，《小城》里更是随处可见。
小说家克雷顿和两位警察聊起在写作班上课的经历，警察调侃这是认识女人的好地方。克雷顿承认班上有很多文学女性，自己又是公认的权威，按道理可以予取予求，但话锋一转：“塞缪尔·约翰逊在读完另一个作者的作品后说，‘你的作品既原创又出色，但是，原创的部分不出色，出色的部分不原创。’在课堂里的女生，有正点的，有可以上的，但问题是：可以上的不正点，而正点的又不能上。”
这个句型让人忍不住模仿造句：
- 餐馆里的菜色既好吃又便宜，但是，好吃的菜不便宜，便宜的菜不好吃；
- 夜店里的女孩既漂亮又随便，但是，漂亮的女孩不随便，随便的女孩不漂亮；
- 我们的官吏既清廉又能干，但是，清廉的官吏不能干，能干的官吏不清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