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尺制变迁素材
古代的尺与尺寸的变迁
各朝代尺长的演变
远古时代，人们以“布指知寸，布手知尺”的朴素方式测量长度。随着朝代更迭，尺的长度逐步变化，自秦汉以来呈现屡增无减的趋势：
- 商代：一尺合今16.95cm，按此尺度，成年男子身高约一丈，故有“丈夫”之称。
- 周代：一尺合今23.1cm。
- 战国时期：一尺约合今23.1cm。
- 秦代：一尺约23.1cm，秦始皇统一天下度量衡时，一尺约等于如今的23厘米左右。
- 汉代：一尺大约在21.35——23.75cm之间，汉朝的一尺大约合现在七寸半；出土的60余支汉尺，长度一般在23到23.7厘米之间，同一朝代内尺长也略有差异。
- 三国时期：一尺合今24.2cm。
- 南朝：一尺约25.8cm。
- 北魏：一尺合今30.9cm。
- 隋代：一尺合今29.6cm，以北朝旧制统一度量衡。
- 唐代：一尺合今30.7cm，约等于今0.3公尺。
- 宋元时期：一尺合今31.68cm，各地出土宋尺尺度相差较多，专家暂以31厘米为宋代一尺的标准。
- 明清时期：木工一尺合今31.1cm；裁尺则明代为34.1cm，清代为35cm，清代甚至出现长达35.3厘米的尺。
出土与传世古尺的特色
古尺一般一端有小圆孔用于系丝绳，有的一面刻纹，有的两面刻纹，正面多刻单位度标，以短线或圆点标明。不同时期的古尺各有特点：
商周时期
传世和出土的古尺中，以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骨尺（长16.9厘米）和象牙尺（长15.8厘米）为最早，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尺上刻十寸，每寸刻十分，说明当时长度计量已采用先进的十进位制。
东周时期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洛阳金村东周墓出土一件铜尺，实测长23.1厘米。此尺形如西域木简，一端有孔可系绳，仅在一侧刻十寸，第一寸有分，其余寸无分，五寸处刻交午线。该尺后被美国人福开森购得，他在《得周尺记》中记录了其形制，之后赠给金陵大学保存。
汉代
汉尺出土数量较多，种类丰富，包括铜尺、象牙尺、石尺、木尺、骨尺、漆尺、鎏金刻花尺、铁尺甚至玉尺，其中木尺数量最多，但大多残损不全。
- 汉承秦制，出土汉尺长度多在23到23.7厘米之间，比如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银铁尺长23.2厘米，正、背面各等分十寸，第三寸内三等分、第五寸内五等分、第七寸内七等分、第九寸内九等分，工艺精良。
- 东汉尺以几何纹、鸟兽纹分割寸格，形制多样，如鎏金铜尺、彩绘骨尺、龙凤纹铜尺等。不同地区出土的东汉尺长度略有差异：1956年长沙东郊东汉墓出土的铜尺长23厘米，1957年长沙南门外东汉墓的铜尺长23.6厘米，1959年浙江绍兴东汉古墓的残铜尺推算全长24.08厘米。这一时期的尺形制较简朴，多以线纹为分、寸刻度，圆圈为尺星，少见其他纹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的尺背有的阴刻花纹，有的刻铭文，刻制方式以刀刻阴纹最为普遍，也有金银镶嵌、漆画等精致工艺。
- 南京升州路建筑工地古井内出土的西晋象牙古尺极具价值，长24.3厘米、宽2.6厘米、厚0.6厘米，为长条形，两面刻度各占尺面一半，另一半为素面；刻度部分五等分，每分一寸，以圈点纹分割，第五寸两端分度线位置刻圈点纹，个别圈点纹残留朱砂痕迹，一端有圆形穿孔。这是六朝都城建康地区首次发现同类遗物，推测为“官式尺”，对研究当时社会经济制度意义重大。
- 六朝古尺多见于墓葬，时代多为东吴至西晋间，如北京西晋永嘉元年华芳墓的骨尺、洛阳西郊晋墓的残骨尺、安徽南陵麻桥东吴墓的木尺、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墓的竹尺等。
隋唐时期
唐承隋制，每尺长约30厘米。唐朝宫廷常以镂刻精美的牙尺、木画紫檀尺赠予王公大臣和各国使节，流传至今的以日本正仓院所藏红、绿、白拨镂牙尺为代表。
- 现藏上海博物馆的拨镂鸟兽花卉纹象牙尺，长30.25厘米、宽3厘米、厚0.55厘米。正反两面以单线为栏，双线等分十格（每格一寸），格内刻镂花、鸟等写实纹样，背面刻禽兽、花卉、亭台建筑纹饰，线条细如毫发，尽显唐代牙雕的高超艺术水平。
宋元时期
近年出土宋尺约10余支，尺度相差较多：
- 福州新店浮仓山南宋淳祐三年（1243年）黄升墓出土的刻花漆木尺，长28.3厘米，较宋代官尺30.72厘米略短。尺身通体髹黑漆，一半分刻5格（每格一寸），阴刻犀角、银锭、花卉等纹饰；另一半阴刻牡丹一株，纹地填彩，两面纹饰各异。
- 泉州湾宋代海船第十三舱出土的量天木尺，脱水后残长20.7厘米，右半部长13厘米有5个刻度，每刻度平均2.6厘米，推算全长应为26厘米，现藏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 南京孝卫街宋墓出土的木尺长31.4厘米，专家暂以31厘米为宋代一尺的标准。
明代
南京出土的明代木尺颇具代表性，长31.3厘米，与明代工部颁行的尺长完全一致。此尺为扁长条形，木色黝黑，正面标有十分之一寸、二分之一寸和寸的刻度，全长十寸，五寸位置加刻“×”形符号突出；背面有“魏家琴记”四字铭文，推测为使用者或制造者的标识。这把木尺是明代造船工匠的实用工作尺，为研究明代度量制度、探索郑和宝船尺度提供了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