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游戏精神的契合

（曹文轩）

诗的庄重与幽默的疏离

我们在浏览普通诗学时，很难与“幽默”这个概念相遇，甚至无法将幽默与诗联系在一起。或许存在少量带有幽默特质的诗，比如打油诗或寓言诗，但从总体来看，诗似乎与幽默无缘。

诗是一种庄重的文体，庄重是它的核心特征。阅读诗歌时，我们要么陷于昂扬，要么归于崇高，要么沉浸于忧伤——这些格调都透着高贵，难以与幽默共存。试想，若读荷马、拜伦、叶赛宁、艾略特或是海子的诗时，能忍俊不禁、喷饭而笑，那绝对是阅读奇迹。诗人们一旦进入诗的想象状态，便成了“正人君子”，面容乃至内心都满是肃穆，或许诗留给人们的好感，正源于这份庄重。

小说的幽默基因与游戏精神

被米兰·昆德拉称之为“第一部欧洲小说”的《唐吉诃德》，给后世小说史留下的宝贵遗产恰恰是幽默。人们之所以亲近小说，一大原因便是小说的幽默满足了人类与生俱来的游戏精神。

不存在绝对严肃的小说，区别仅在于部分作品基调严肃，部分基调谐趣。倘若一部小说从头到尾绷着面孔故作严肃，那将被视为对小说文体性质的对抗。贡布里奇曾说：“当我们面对着一种古老的文学时，要明确地说出严肃和不严肃的界限是很难的。一般说来，如果傲慢而又热切地坚持要对严肃和不严肃这两种表现领域作有意识的区分，以便把与我们如此悬殊的观点强拽进我们自己的偏见轨道，那常常是毫无意义和错误的。因为恰恰是在严肃与不严肃这种状态混合为一，甚至被有意识地融为一体时，有些人才能够最生动地表达出内心最深处的思想。这些人的生活表现出了一种文化鼎盛时期的行为与思维的平衡。”我们不妨将贡布里奇所说的“古老的文学”首先理解为小说——它正是一种在严肃与不严肃之间来回滑动的文学形式。

几乎所有小说大家都如此看待小说。米兰·昆德拉最乐于做的，便是对被神圣化、崇高化的人与事进行“不正经”的调侃。在《不朽》中，他写道：1811年4月13日，诗人阿契姆·冯·阿尔尼姆与新娘贝蒂娜·内·布列恩塔诺住进魏玛的歌德家。26岁的贝蒂娜看上了老眼昏花的歌德，歌德的妻子克莉斯蒂安娜醋意大发，一巴掌打落贝蒂娜的眼镜，镜片摔得粉碎。众人紧张等待歌德的裁判，歌德却站在了妻子这边。米氏接着调侃：“一只酒杯破碎，象征好运；一面镜子破碎，你将会倒霉七年。那么一副眼镜破碎呢？它意味着战争。贝蒂娜走遍魏玛大大小小的沙龙宣布：‘那根粗香肠疯了，咬了我！’这句话传遍每一个角落，整个魏玛放声大笑。这句不朽名言，这不朽的笑声，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仍回荡不绝于耳。”

小说家大概始终要对这种“不朽的笑声”有所追求——即便极为严肃的小说家，也得在作品中发出这种笑声。鲁迅严肃吗？那张清瘦的面孔，给我们的感觉永远是清厉、穿透一切的庄严与尖刻。然而，他的小说始终活跃在严肃与不严肃之间。笔者10岁时听父亲读《肥皂》，就已听到了这种不由自主的笑声：四铭从外面回来，向太太说起大街上看到的十八九岁孝女，她讨到东西都献给祖母，围观者不仅不施舍，反而打趣，两个光棍肆无忌惮地说：“阿发，你不要看这货色脏。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四铭太太哼了一声，许久才懒懒问：“你给了钱么？”四铭支吾：“我么？──没有。一两个钱，是不好意思拿出去的。她不是平常的讨饭，总得……。”四铭太太不等他说完，便慢慢起身走到厨下。后来两人吵架时，四铭太太重提这“咯吱咯吱”：“我们女人怎么样？我们女人，比你们男人好得多。你们男人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都不是什么好意思。‘咯吱咯吱’，简直不要脸。”

这个象声词在《肥皂》中多次出现，第一次出现时我就禁不住笑了，我的笑声鼓舞了父亲，再读到此处时，他会特意强调音量与声调，让我一次又一次发笑。几十年来，这个词带着特殊含义存于我的记忆中，这绝对是一种不朽的笑声。在这笑声里，我领略到鲁迅骨子里的幽默品质，也感受到小市民无趣的生活氛围，更对鲁迅捕捉丰富细节的能力深感钦佩。

小说家与批评家对幽默、游戏精神的阐释

关于幽默、嬉笑或者游戏精神，诗人们几乎从未谈起，而小说家们却经常提及，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对此都有精彩言论。博尔赫斯认为一味的严肃是可笑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伤害与侮辱的毫不严肃的时代。在米兰·昆德拉那里，幽默、嬉笑或游戏精神是他小说理论的核心问题，他直言：“没有任何小说称得上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个世界。”

他对此还有着不同于前人的独特理解：幽默能使文学作品中的道德审判被无限期延期。他分析道：处于幽默情景中的人与事，嬉笑着处于游戏状态中的一切，都让我们难以作出是非判断——欣赏者会忘记判断的责任。当一个自私自利的家伙可笑地吹嘘时，你无法蔑视他，更无法仇恨他，甚至会喜欢他。米兰·昆德拉极度赞赏拉伯雷，正是因为“拉伯雷的书成为彻头彻尾的小说：即道德判断被延期的领地”。他还说：“幽默：无神之光，把世界揭示在它的道德的模棱两可中，将人暴露在判断他人时深深的无能为力中；幽默为人间诸事的相对性陶然而醉，肯定世间无肯定而享奇乐。”正因这两位小说家对幽默、嬉笑和游戏精神有着深切理解，他们都对塞万提斯顶礼膜拜。

批评家们关于幽默、嬉笑与游戏精神的言论，也几乎都是针对小说而言的。巴赫金在《史诗与长篇小说》一文中认为，长篇小说的“嬉笑消除了史诗的及总的说任何等级的——使疏远的价值的距离”，“嬉笑——是创造大胆无畏的前提的最实质性因素，没有它便没有对世界的现实主义的认识”。在他看来，嬉笑除了“具有使对象接近的绝妙力量”，还有消除神圣与恐惧、使对象变得亲昵可爱等妙用，这些效果让小说最大程度地接近了隐藏着游戏精神的现实。因此他得出结论：长篇小说的创作之根，唯有到民间的嬉笑中去寻找。

游戏精神在小说创作中的实践

小说家们对游戏精神的理解，最终转化为各具特色的创作实践。博尔赫斯进行的是文体本身的游戏，他将小说变成迷宫，让创作与阅读都成为一场游戏。这些表面上的形式游戏，带给读者的却是内容层面的深意，“圆形废墟”“曲径花园”便是充满游戏意味的结构方式。

米兰·昆德拉的游戏精神则兼具主题与形式双重属性：他将小说写作看成一种叙述游戏，用近乎论文的写作方式，通过对一个个单词的哲学性思考，完成对所谓“重大存在课题”的思索；同时，他的小说中还有许多充满游戏精神的人与物的观察。

其实，即便没有这些小说家个性化的思考与实践，普通状态下的小说创作本身也已被置入一场游戏——因为小说的基本动机是模仿，而模仿就是游戏。当一个人在众人面前模仿另一个人的形态与动作（被模仿者并未觉察），这个行为就是游戏，效果便是嬉笑。

游戏精神的深层内涵与智慧关联

当然，我们对游戏的理解不应流于浅薄。游戏表面上与严肃对立，实质上却有着“高度的严肃性”。小说的游戏精神，或是对游戏的揭示，恰恰说明了人类富有悲剧性的尴尬状态。“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句话的深意在于：人类的一切行为往往充满悲剧意味——上帝将人类当作寂寞时的调笑对象，设置种种陷阱，让人类自认为庄重的行为最终沦为可笑之举。这是一个极为严峻的发现，因此在米兰·昆德拉、博尔赫斯等人那里，游戏常常是在悲剧意义上被理解的，嬉笑只是它的一种外在效果。米兰·昆德拉说：“庄严的游戏……在游戏活动中已投入一种独特的甚至是神圣的严肃……”

游戏还可被看作一种智慧精神。“智慧”应被视为小说艺术的核心概念，那些被文学史认可的经典小说，背后都有这一品质支撑，但小说理论却对它鲜有阐释，甚至未将其视为重要概念。其实，好小说——达到较高境界的小说，其经久不衰的魅力恰恰与智慧分不开：读《红楼梦》百读不厌，与智慧有关；读鲁迅的小说百读不厌，也与智慧有关。都说钱钟书的《围城》好，但学界、批评界多年来仅在“鸟笼子”“城”之类的主题上纠缠，实际上《围城》最值得称道的是它的智慧——它是中国小说史上为数不多的智慧小说之一，字里行间藏着钱钟书的机锋、窥探人事后的精辟见解，以及面对荒诞世界时的“刻薄”揭示，作者藏匿于文字背后的窃笑，或许是它最强劲的活力。

智慧与幽默密不可分——智慧往往通过幽默得以呈现，也可以说，智慧是幽默的最高境界。看出存在的游戏性，又能对这种游戏性加以游戏，同时在游戏中保持肃穆、不惊不乍的心态，最终还能绝妙而有弹性地对存在进行诙谐表述，智慧之美便由此生成，这种美会让我们产生心灵如电光石火照亮般的快意。

小说受青睐的核心原因

正是因为小说家们如此自然而深刻地理解了游戏精神，才让小说获得了阅读大众的广泛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