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创作：想象与构思
想象与构思（上）
作者：侯德云
心动就要行动，而创作小小说的第一步，离不开想象与构思。和其他小说品种一样，小小说是虚构的产物，虚构自然少不了想象，但仅有想象还不够，还需要构思。在我看来，想象偏向感性，构思偏向理性。杨晓敏先生在《小小说是平民艺术》一文中说：“所谓精品，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艺术趣味同理性思考结合得水乳交融。”这句话十分精辟，可见拿捏好想象与构思的关系，是作品成功的关键。
一位西方作家曾说：“从草稿到作品，一条跪着走完的路。”这句话暗含的前提是，没有哪篇小说是完全照搬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与人物，创作需要一个“发酵”的过程，而想象与构思正是这个过程的核心，没有它们，所谓的“酶化”便无从谈起。
在我的创作历程中，有不少这样“跪着走完的路”，而在阅读视野里，这样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
- 杜拉斯的《情人》，每一段、每一句都经过反复修改重新安排；
- 迪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篇幅约6万字，耗费多年才完成；
-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仅3万多字，作者从20岁动笔，近40岁才写完，期间几次重写。
这说明，想象与构思有时是在写作途中不断完善的，且这个过程绝非轻而易举。
我的朋友薛涛是位想象力极为丰富的小小说作家，他的《黄纱巾》便是想象的杰作。生活中服装市场里卖货的中年人随处可见，毫无稀奇之处，薛涛见过这样的人，也见过那条像黄蝴蝶般飘舞的黄纱巾。他曾说：“应该有一个清纯的女孩喜欢这条黄纱巾，也应该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在女孩和卖黄纱巾的中年人之间发生。”这便是想象的起点。随后他用精巧的构思将女孩与中年人紧紧联系在一起，让飘舞的黄纱巾成为小小说领域一道耀眼的风景，作品中弥漫的美好情愫，永远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中国小小说大家族联谊会结束后，我路过北京在鲁迅文学院再次见到薛涛。一次小聚时，薛涛接到陌生女人的哀怨电话，对方反复打来，即便他声明打错了也不罢休。薛涛笑着说这就是一篇小小说的雏形：让一个多情男人接到错打来电后与女人见面，由同情生发出感情，最终结局却是男人打电话给女人，用哀怨的语气说：“难道你把我忘了吗？”
薛涛的想象力令人惊叹，但我也清楚，要把想象转化为真正的作品，还需要理性构思的参与——构思的核心，是作者想通过情节向读者传达什么信息，正如杨晓敏先生所说：“让读者在欣赏过程中，唤起形象思维，潜移默化地受到某些触动。”
相关链接：黄纱巾
作者：薛涛
女孩放学要经过一个小小的服装市场。这天，女孩忽然看见了一条黄纱巾，她喜欢极了，于是停住脚步，呆呆地看着它。卖货的是个中年男人：“哎，买下吧！孩子，就剩它一条了，只卖你10块钱。”看着漂亮的黄纱巾，女孩无奈地摇摇头——她没有钱。“你可以向家里要嘛，我给你留着，看得出你很喜欢它。”女孩恋恋不舍地看了好一会儿，才离开了。
整个晚上，女孩都很想向家里要钱，可最终也没敢提买黄纱巾的事，还发誓永远不提。因为她知道，家里太穷了。
第二天，女孩再走过小市场时，远远就看见黄纱巾还在那儿飘舞着，像一只黄色的蝴蝶。她远远看了一会儿，才慢慢走近。
“带钱来了吧？”女孩摇摇头。中年人抚摸着黄纱巾，看着女孩，想象着女孩戴上它的绝妙模样，不禁替她惋惜：“咳，你喜欢它，是吗？”“嗯，是的。”女孩认真地点点头。看了好一会儿，女孩准备离开——她知道自己注定买不下它，不如早一点儿走开。女孩刚走开，中年人就摘下黄纱巾追上她：“孩子，送给你的。收下，你围上它肯定好看。”女孩连忙拒绝：“不，我不能白收人家的东西。”“白收？是我愿意送的，是我自愿的。”“不能。那样我会很难受的，比得不到它还难受。”说完女孩就跑开了，跑了一会儿又回头说：“叔叔，谢谢你，反正站在我们家山坡上能看见它，我能看见它，就很好了。”
听了这话，中年人呆住了……
从此，女孩再也不从那里经过——买不下它，绕开它不是更好吗？女孩写作业累了就往坡下看看，看看那条在清风中飘动的黄纱巾。可一个月过去了，黄纱巾仍旧挂在那里。女孩从来没想过它为什么没人买，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年人在上面挂了个标签，写着“永不出售”！啊，黄纱巾，你装饰了女孩的梦……
想象与构思（下）
作者：侯德云
成熟的作家往往从“观念”出发构思作品，也可以从“母题”入手。后者在早期故事中极为常见，比如寻宝母题、灾变母题、死亡母题等，这种手法代代沿袭，成为小说家们得心应手的创作武器。马尔克斯的“孤独”、博尔赫斯的“迷宫”、科塔萨尔的“流亡”、余华的“为了活着而活着”、毕飞宇的“伤害”，都是典型的母题创作。
从母题出发创作的最大好处是，艺术趣味与理性思考都有迹可循，就像游船在熟悉的航道上航行。
不少小小说作家也从母题构思作品：
- 海飞的母题是“疼痛”；
- 谢志强很多作品的母题是“控制”，在他看来，控制有多种形态且无处不在；
- 我有少量作品的母题是“出气”，我认为人活于世无非是争一口气、出一口气，很多人在争气上碌碌无为，在出气上却竭尽全力。不过总的来说，我的创作没有固定母题，只是围绕“人生的况味”这一宽泛观念展开。
这个观念至关重要，它左右着想象的方向与构思的进程，影响着素材的剪辑甚至叙述方式的选择，不同观念决定了作品的不同样式：出人意料的结尾是欧·亨利的观念，“新奇”是藤刚的观念。独特的观念往往造就独特的作家，但同时也会形成作家的局限性，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在小小说作家群中，我格外看重黄建国对“意味”的孜孜以求，这让他的作品拥有更高的艺术与思想含量。《谁先看见村庄》便是一篇特别耐读的作品：没有离奇情节，没有强烈的人物冲突，也没有儿女情长，只有一丝心跳与留给读者的会心一笑，给读者留下了极大的回味与思考空间。在通往村庄的弯弯曲曲小路上，黄建国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意味，让人着迷。
我一向主张，小小说创作应该跳出故事，写出耐人寻味的内涵。从本质上说，故事是小说血缘上的亲人，在人类文化进程中更像长子，对小说的影响显而易见，但随着小说的发展，这种影响逐渐淡化。自19世纪以来，优秀的小说家都在尽力摆脱故事的束缚，为故事赋予超出本身的意义，现代小说和当下创作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尤其是小小说，篇幅有限，难以承载太多跌宕起伏的情节，因此依靠故事性吸引读者并非明智之举。
冯辉先生曾说，“有意味的形式”概念可用于考察小说艺术，且小小说创作最接近“有意味的形式”。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认为这应该是小小说的发展方向与成长之路。
相关链接：谁先看见村庄
作者：黄建国
她们回来了，不久就能看见自己的村庄。几分钟前，长途汽车“嘎”地停下，她们从窗口扔下大包小包，匆匆挤出车门。汽车重新启动，拖着一股白烟拐过沟岔不见了。一会儿，她们要跨过干涸的沟川，沿着对面蜿蜒的小径爬上去，就能看到村庄了。她们从南方赶回来过年，带着一大堆颜色鲜艳的包裹行李。
她们站在路边四下张望。才五点刚过，太阳就看不见了，只在西边沟坡上残留一些余晖。沟川里静得很，雾气弥漫，朦胧又透明，恍若幻影，神秘莫测。将近两年时间里，这村庄、沟川、羊肠小道，曾执拗地在她们异乡的梦里出现过无数次。
她们不急于爬沟，需要平息心情、定一定神，再说她们后头还有一场比赛——看谁先爬上沟坡，第一个看见村庄，这是她们的约定。
现在，她们走到沟川西边，抬头打量那条像被野风吹得弯弯曲曲的灰布带一样的路，就是它，亲切地通向坡顶，通向她们的村庄。
“我不知道为啥一点儿也不激动，”其中一个说，“我想我们应该是激动的呀。你说这事为啥呀，二亚？”
二亚说：“你鬼迷心窍！我的心扑通扑通乱跳哩。你想想，为了省路费，咱们去年就没回来，快两年了啊。我不知道我一走进家门会是啥情景，先叫爷还是先叫妈？”
另一个姑娘没有应声，她感到领口和袖口有些冷。刚下车时凉风扑面还挺舒服，现在风突然又凶又硬，冷飕飕的。内衣沾了汗贴在身上，风灌进来，说不出的难受。她左右拧了拧身子，把脖子往下缩了一大截。
“你看你，”二亚说，“到家门口了反倒没个形了。”
“我冷。”她说。
二亚也感到了冷，她伸手试了试风，把双手举到面前翻看手心手背，然后往手心里呵了一口气。
“我不想看见我妈的手裂的口子，”二亚说，“我妈每年冬天两只手都裂成了锯齿，她整天痛得吸溜吸溜的。”
另一个姑娘也张开自己的手指看。
“我想哭。”二亚说，她佯装哭的样子啊呜了一声，马上又嘲笑自己：“我这是干吗呀，神经兮兮的。”这时她又担心起别的问题：“咱们寄的钱，家里会不会没收到？”
“不会。”另一个姑娘说，“咱们回去后翻开本子一笔一笔查对。”
“会不会有人认为咱们不干净？”
“你真能瞎操心。谁干净不干净在脸上会写着字？”
“众人口里有毒哩，硬把白的说成黑的。”
另一个姑娘有些不耐烦，哼了一句歌词回答：“白天不懂夜的黑。”然后说：“我要唱歌。”接着扭动屁股，怪声怪调地唱起来：“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
“我也唱，”二亚说，“唱完咱们爬坡。”她看见太阳在东沟坡上只剩一点儿蜡烛光的颜色了。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她们唱歌，歌声一高一低，在沟川里被凌厉的风撕扯得七零八落，实在不成调子。
“呀，”二亚突然住了声，“我们的脸！”
另一个姑娘愣住了。二亚顿了一下脚：“我是说咱们嘴唇上的口红，还有描的眼影！”
另一个姑娘说：“你多漂亮啊。”
二亚说：“我给你说正经的呢。我这个样子怕我妈认不出来，说我是个妖怪。”另一个姑娘哑了声，看着二亚，她们互相看着——之前完全没意识到这会是个问题，她们每天都要化妆，哪怕在拥挤的火车和颠簸的汽车上。
“一定得擦掉。”二亚说。
她们开始找纸巾，可翻遍身上所有口袋和小包，也没找出一片软纸——纸巾一路上大手大脚用光了，擦过火车茶几、汽车玻璃，甚至擦过几次鞋，唯独没想到最后要用它来清除口红。她们低头四处找水，可沟川是干的；盯住自己的衣服，又舍不得在橘黄色和天蓝色外套上留下污渍。她们快要恨死自己了。
“我说，咱们吃了它。”她们用唾沫润湿嘴唇，拿牙齿啃上唇再啃下唇，舌头转了一圈又一圈，把唾沫吞下去又呸呸吐出来，沾在手指上擦拭眼影。
另一个姑娘说：“呀，咱们的口红不高档，吃下去怕会有毒。”
“不管她，”二亚说，“这个不重要，毒不死人。”
她们擦呀抹呀，脸上已麻麻的，却看不清此时的样子——太阳早已落下。她们想着这么一弄，脸就恢复本色了。
“呀，天都黑了，”她们说，“咱们快爬吧，看谁先看见村庄。”
黑夜像汹涌的黑水淹没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