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育史素材
中国古代教育史
从广义文化的角度看，人类创造的文化，即经验、知识和技能等，是依靠广义上的教育手段来传承和传播的。所以，教育是人类文化传播的首要手段。
概述
（一）教育的概念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教育”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说文解字》释“教，上所施下所效”；“育，养子使作善也”，教育就是教诲培育的意思。
教育是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必要手段，是人类社会的永恒历史范畴。广义地说，凡是有目的地增进人的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动，不论是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系统的或零碎的，都是教育。但教育学中所研究的教育，主要是指对年轻一代进行的学校教育；这种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授知识技能，培养思想品德，发展智力和体力的活动，以便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服务于一定社会或阶级的人才。
（二）教育的本质特征
永恒性：教育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历史范畴。教育出现于人类社会之初，起源于社会劳动，为适应传授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经验的需要而产生，随着社会进步不断发展，将与人类社会长期并存，永无消亡之日。
社会性与阶级性：教育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的反映，受社会发展规律、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制约，同社会发展有着本质联系；同时，它又反过来给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以影响和作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教育首先是生产斗争的工具，在阶级社会中同时又是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教育除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之外，还具有阶级性和政治性。
遵循身心发展规律：教育受对象身心发展规律的制约。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通过培养人来实现的。作为教育对象的人，有自身生理和心理的发展规律，教育中必须遵循这些规律才能收到预期效果，这体现了教育与人的关系。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是在同遗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其主导作用是相对遗传和环境而言的。因此，不能超越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对教育的制约性孤立谈教育的作用，遗传、环境与教育的关系是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教育需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和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由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施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活动。教育中要重视启发性，调动儿童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着眼于儿童的“最近发展区”，使教育作用与儿童发展需求紧密结合。
（三）教育的类型
根据不同标准，教育可划分为不同类型：
- 按场所划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种形式。
- 按形式、内容、时间、对象和主管等划分：普通教育、专业教育、业余教育、华侨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等，以及国立教育、集体教育和私立教育等。
- 按历史时期划分：原始社会教育、奴隶社会教育、封建社会教育（以上统称为古代教育）、资本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等。
中国古代教育的下限断至1904年清朝政府公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近代中国教育的转型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先由外国教会推动，后经洋务派、改良派发展，直到1902年清廷公布学部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称为“壬寅学制”），但未予实施。1903年清廷命张百熙、荣禄、张之洞等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制定《奏定学堂章程》，次年（1904）公布推行，成为教育转型的标志。
中国古代的官学教育
中国古代官学教育是指中央朝廷及按地方行政区划的地方官府直接创办和管辖、旨在培养各种统治人才的历代学校教育体系，前者称中央官学教育，后者称地方官学教育。
（一）中央官学教育
中央官学的产生、发展和衰落，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并为之服务。
虽有西周“学在官府”之说，但朝廷设立中央官学正式创始于汉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及至唐朝，中央官学繁盛、制度完备，发展到顶峰；南宋以后官学逐渐走下坡路；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官学逐渐衰败，实际上成了科举制的附庸，名存实亡；清末，中国古代官学完全被西方学堂和学校教育取代。
中央官学教育可分为以下类型：
最高学府——太学和国子监
汉代特别重视发展官学，重点是太学。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太学并设置博士弟子50名，至汉成帝时增至3000人，质帝时太学生增至3万余人，规模之宏大世界罕见。隋文帝设国子寺，隋炀帝时改名国子监，是中国设立专门教育管理机构之始，一直延续到清代。太学和国子监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在办学育人、繁荣学术、发展科举取士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专科学校
东汉末年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朝的史学、儒学、玄学，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属于培养专门人才的专门学校。此外，还有研究科学、玄学的特殊专门学校，如唐朝咒禁学、崇玄学等。贵族学校
东汉的四姓小侯学，唐朝的弘文馆，宋朝的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明朝的宗学，清朝的旗学、宗学等，都属于以贵族子弟为教育对象的贵族学校。短期学校
封建社会中央官学系统中，有少数既非高等学府、又非专科或贵族学校的短期学校，由君王或执政大臣暂时开设，时间短促且无系统制度，如宋代的外学（又名辟雍）、广文馆、四门学等。另外，宋朝中央政府在京都设立的普通国立小学，也属于中央官学范畴。
（二）地方官学
中国古代地方官学自西汉景帝时文翁在蜀郡设学宫开始。汉武帝对文翁设学宫甚为赞许，诏令天下郡国皆设学宫。此后部分郡开设学宫，至汉平帝元年（公元3年）始建立地方学制度：郡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学校名称由此而来。东汉出现“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局面。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学衰废，“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
唐代前期教育事业空前发展，地方官学繁盛；自天宝安史之乱后，地方官学告衰废。地方官学除由长史管辖的“儒学”外，还有直属太医署的“医学”、直辖中央礼部祠部的府州“崇玄学”。府州县学学生一般为下级官吏及庶民子弟，教学内容以《九经》（三礼、三传、易、书、诗）为主，但要求较低，只要达到通一经或“未通经，精神聪悟，有文词史学者”，即可毕业升入中央官学之四门学。
宋辽金时期，地方官学有以下特点：
- 设置主管地方教育的行政官员，各路置提举学事司，掌管路州县学政；
- 实行三舍制度（上舍、内舍、外舍）；
- 划拨学田，保障经费；
- 教学内容以“经术衍义训导诸生，掌其课式之事，而纠正不为规者”，与汉唐以来的地方儒学别无二致。
元代地方官学制度较完备，各路府州县均有相应学校，但事实上有名无实，并未普遍设立。明代早在明太祖立国之初，就在全国诸府州县设立府州县学，在边防区设卫学，乡村设社学，最盛时期全国共计有学校1700余所。清代基本沿袭明代学校规模。
中国古代的私学教育
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私学与官学相对存在，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中国私学的产生
中国古代私学教育产生于春秋时期，其中以孔子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变时期，教育随经济政治变更发生剧烈变化，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私学应运而生。士阶层的人为不同阶级服务，学说传承体系各异，形成了诸子争鸣的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四大学派。
春秋时期孔子在曲阜杏坛讲学，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等，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孔子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虽在政治上持守旧态度，但在整理文化遗产和创办私学方面功垂千秋。他拥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培养了大批掌握文化知识的人才，以六经为教科书：《诗》为文学课，《书》为政治课，《易》为数学课，《礼》为道德伦理课，《乐》为音乐艺术美学课，《春秋》为历史课。孔子很少谈论怪力乱神等宗教内容，但儒家私学不重视生产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研究与传授，这一不足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长期消极影响。
孔子教学态度认真，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创造了以培养自觉性为中心的因材施教教学方法，如注重个性差异、善于启发诱导、学思结合、学行结合等。从办私学时间之长、精力之集中、经验之丰富、对后世影响之深远来看，儒家私学远超其他学派。同时期的墨家代表农业手工业者利益，注重科学技术教育，与儒家并称春秋时代的显学。
（二）中国私学的发展
秦朝采纳丞相李斯建议颁“禁私学令”，否定教育作用，违背历史发展规律，是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今文经学为官学，但不禁止私学，古文经学成为私人传授的私学，到东汉末年已取得压倒官学的地位，如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师的私学学生多达千人以上。汉代重视师传家法，皆由孔子以来的私学培养而成；古文经学讲究名物训诂、注重考证，后世称之为“汉学”。
汉代私学在组织形式上分为“蒙学”和“精舍（精庐）”两种：前者是小学程度的书馆、学馆，属启蒙教育；后者为专攻经学的经馆、精舍、精庐等，属提高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私学却呈现繁荣局面，名儒聚徒讲学仍占重要地位，学生人数上百人乃至千人屡见不鲜。私学教学内容突破传统儒学，还包括玄学、佛学、道教及科学技术等。萧梁周兴嗣编辑了影响深远的蒙学读物《千字文》，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成为家庭教育代表作，《五经》《论语》《千字文》等教材还传入日本。
唐代私学遍布城乡，制度不一、程度悬殊：既有颜师古、孔颖达等名士大儒在任官前“以教授为业”“以教授为务”，一代名儒刘焯、国子学博士尹知章归田后在家乡教授生徒；也有村野启蒙识字的私立小学。
（三）中国私学的进一步发展
唐代以后，宋元明清私学教育有两大发展方向：
- 书院制度兴起：成为私学的重要形式；
- 蒙学教育普及：主要是私人设立的学塾、村学和蒙馆，启蒙教材宋代有《百家姓》《三字经》，后世又编有《千家诗》《杂字》等。
明清时期，学塾有三种形式：坐馆（或教馆）、家塾（或私塾）、义学（或义塾）。清代王筠（1783~1854）撰《教童子法》，是一部专门论述启蒙教育的著作，全面论述了蒙学教授方法，并对蒙学一般原理提出了独特见解。
中国古代的书院
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从唐中叶到清末历经千年办学历史，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办学形式、管理制度和教授方法，使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和完善。
（一）书院的发展简史
唐开元年间设立的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虽是宫廷图书馆，并非教育机构，但却是“书院”名称之始。此后唐代出现的一些私人创办的书院，最初只是士大夫个人读书治学的场所，其中皇寮书院、梧桐书院、松竹书院、东佳书院等已有讲学活动记载，标志着以书院命名的教育机构初步形成。唐五代的书院与后世书院往往有直接联系，因此唐代是中国书院的萌芽时期。
两宋：书院蓬勃发展
两宋共有书院397所，几乎能补充或代替官学。北宋最显著的标志是出现一批全国著名的私人创办书院，因受到官方支持资助，起到了代替和补充官学的重要作用，著名的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睢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华林书院等。
南宋书院发展进入新阶段，重要标志是书院与理学结合，作为制度化私学终于成熟完善。理宗时新建书院达100多所，占南宋全部书院的2/3以上，理宗本人颁书赐额的达20所之多。书院制度成熟完善表现为：自由讲学、学术研究、问难论辩等制度完全形成；明确提出独特教育宗旨，自觉区别于官学，反对成为科举附庸，以培养传道济民的有用人才为目标。但官方支持也带来了一定的官学化影响。
元代：书院建设繁荣
元代共有书院227所，历来有“书院之设，莫盛于元”之说，原因有二：一是元朝政府对书院采取奖励政策；二是元统一后很多儒家不愿入朝为官，退居山林建立书院自由讲学，私办书院增多。为控制书院，元朝政府采取委派山长或授予山长官衔的方式掌握领导权，书院教授、学正、直学等职务的任命提升需经政府批准，还控制学生入学（需地方官吏荐举、监察机关考核）。这些政策使得大量官办书院成为官学体制一部分，私办书院也朝着官学化方向转化。
明代：书院兴衰与禁毁
明代重视文化教育，但重点放在完善各级官学上，明初书院处于沉寂状态。当官学成为科举附庸导致“士风日陋”时，士大夫纷纷创办、复兴书院培养人才。明成化年间后，白鹿洞、岳麓等著名书院相继复兴，还创办了许多新书院。明代书院真正振兴是在正德年间王学思潮兴起后，不仅建立大批书院，更恢复了自由讲学精神，使其成为重要学术基地。
自由讲学风气与封建专制主义产生矛盾，明朝中后期出现四次禁毁书院事件：嘉靖十六年正式下令禁毁各地书院；嘉靖十七年“申毁天下书院”；万历七年张居正执政时禁毁书院；天启五年禁毁东林书院并波及其他书院。但明代书院数量仍远超宋、元两朝，共1239所，以嘉靖、万历年间最多，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江西、福建、浙江、湖南等地），与当时政治、经济、学术发展密切相关。
清代：书院官学化与改制
满族入关后，清朝统治者对书院持严厉抑制态度，阻碍了书院发展。康熙、雍正后书院逐步恢复：康熙提倡程朱理学，赐御书“学达性天”匾额给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赐“学道还淳”匾额给苏州紫阳书院，客观上支持了书院发展；雍正改限制政策为积极支持态度，发上谕肯定书院社会作用并提供经济保障，促进了清代书院发展；乾隆不仅资助书院建设，还重视师长任命奖励、学生录取考核。
雍正、乾隆的政策使清代书院呈现两大特征：一是建设规模达历史高峰，教育全面普及；二是官学化问题严重突出。清代书院数目超过以往任何朝代，共1900所，完全沦为科举附庸。
清末书院改制是历史必然选择，书院制度随封建社会衰落而衰落。
（二）书院的组织与功能
书院是中国封建制度化的私学，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办学体系：
- 职事与组织系统：由山长（院长、洞主、教授，教学管理主持人）、堂长（协助山长管理教学或从生徒中选任负责记录、搜集疑难）、学长（学科教职、教务行政负责人或生徒首领）、会长（从生徒中选优协助评阅试卷）、斋长（选优协助教学、行政、生活管理）、讲书（负责经书讲解）、经长（从生徒中选优解析疑文）、监院（负责行政、财务、稽察品行）、掌祠（掌管祭祀）、掌书（管理图书）、书办（掌管卷宗档案）等组成。
- 三大核心功能：讲学、藏书、祭祀。
- 教学管理：有分科制度、分斋教学制度、课程规定、考课制度等；
- 藏书体系：来源包括皇帝赐书、私人捐赠、书院购置、自行刊刻，藏书以教学和学术研究相关为主，制定了完善的收藏、借阅制度；
- 祭祀活动：定期祭祀先圣孔子、与书院相关的先儒贤，以及主宰功名的文昌帝、奎星等。
（三）书院的教学研究与学风特色
- 教学特色：自由讲学，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相结合，注重自学、问难论疑及读书指导；
- 学术研究形式：著述、学术讨论、建立学派；
- 学风特色：强调德育目标，反对为科举而学；提倡学术创见，反对死守章句陈说；开门办学，兼收各家之长；尊师爱生，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
综上所述，书院是中国传统私学长期发展的结果，是一种高级形态的封建制度化私学。
结语
对中国古代的教育，不可简单判定优劣得失，而应细致具体分析，从优中含劣、劣中含优，或得中有失、失必有得的辩证关系中，寻找对后人的启迪与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