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制义风格的嬗变

制义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又称制艺、八比、举业、经义、时文、时艺、四书文等，通行称呼为八股。其特点是围绕《四书》《五经》中的题目，“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1]。关于制义的来源，明清以来众说纷纭，多数人认为直接源头是宋代经义，至明代体制粲然大备。清初学者戴名世曾评论：“世之学者，从数千载之后而想像圣人之意，代为立言，而为之摹写其精神，仿佛其语气，发皇其义理，若是者谓之经义。其体为古文之所未有，发端于宋，至明而穷极变态，斯亦文章中之一奇也。”[2]

尽管制义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严格限制，颇似“带着镣铐跳舞”，但绝非没有发挥和变化的余地。随着文学观念更新、哲学思潮嬗递以及社会风习变迁，“明人制艺体凡屡变”[3]，且越到后期变化越快。清代学者从风格体式着眼梳理其嬗变脉络，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将明代制义划分为四期，《明史·选举志》以唐诗分期比拟：“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祯比晚唐”[4]。以下就缀辑史料，对明代制义嬗变轨迹及各时期特点予以简要评述。

一、初始阶段：洪武至天顺时期

1. 恪守传注的内容取向

明太祖制定科举规条时，沿袭元朝制度，以程朱派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为考试标准：“《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6]。永乐时，明成祖令儒臣编纂《四书五经大全》作为科举法定文本，“废注疏不用”，程朱理学影响更甚。朝廷再三诫谕“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7]，用以端正士习、钳制人心。

在此思想氛围下，士子碍于“功令严密”，“匪程朱之言弗遵”[9]，所作制义“信经守传，要之不抵牾圣人”[11]，不敢轻疑《四书五经大全》的舛误。顾炎武曾愤激批评：“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12]，指斥《大全》“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导致当时“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13]。

2. 简朴平实的文体风格

本时期制义“风气初开，文多简朴”[14]，“取书旨明晰而已，不尚华采也”[15]，这与朝廷提倡和文学趣味浸染密切相关。明太祖深恶深词艰语、骈俪绮靡的文风，诫谕翰林院官员：“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诵之，使人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词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16]

基于此，朱元璋开设科举以“取怀才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17]，要求“义必以经，论必以礼乐，策必以时务”[18]，规定经义“不拘旧格，惟务经旨通畅”，时务策“惟务直述，不尚文藻”[19]，还命宋濂、詹同等撰经义式颁行。荐举时更明确“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21]。在这些规条掣制下，士子所作制义“质而不俚”[22]、“朴拙而无文”[23]。

明初文坛领袖也反对“组织绮丽，张浮驾诞”[24]，提倡明道经世。宋濂晚年反思青壮年“溺于文辞”，主张“明道之为文，立教之为文，可以辅俗化民之为文”[26]；方孝孺认为“凡文之为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27]，批评近世作者“较奇丽之辞于毫末”。永乐后“台阁体”主导文坛，“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崇尚欧阳修、曾巩的纡徐平畅文风，提倡醇厚典雅、平正雍容的风格，如杨士奇任会试主考官时“务先典实之作，以洗浮腐之弊”[31]，士子为求中第，为文务求“措词淳雅”[32]，形成上下一致的好尚。

二、成熟阶段：成化至嘉靖时期

此期制义风格延续前期趋向，但写作技巧更精纯雅致，晚明李乐评论：“本朝成、弘、正德、嘉靖初，文字和平雅淡，不求文而文自不可掩，正如美人生相不待簪花而后佳也。”[34]清人将此期视为制义“鼻祖”，是学习模仿的典范。该阶段又可分为成弘、正嘉两段。

1. 成弘时期：复古初兴与体式定型

明末清初学者计东评价成弘会元制义“稍见法度，然未离乎朴也”[36]，既指结构体式更谨严完整，也指内容仍恪守传注、语言醇正朴实。此期随着“台阁体”衰落，文学复古思潮兴起并影响制义。

开启复古思潮的关键人物是李东阳，他“主持文柄四十余年”，以文章领袖缙绅，其门人邵宝、钱福、顾清等主张师古复古，推崇两汉及韩愈之文。其中钱福为制义大家，与王鏊并称“钱王”。同时代的章懋、吴宽也是复古重要人物，吴宽痛感时文“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对偶，率腐烂浅陋可厌之言”[41]，企盼以古文济时文之穷。

对制义风格嬗变影响最大的是王鏊，他被视为明代制义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人物。李乐称“本朝举业文字，自永乐、天顺间非无佳者，然开创首功，惟文恪王公鏊为正宗”[42]；梁章钜认为“制义至守溪而体大备”，“其体制朴实，书理纯密”，“裁对整齐，是制义正法”[43]；商衍鎏更誉其“前此风会未开，守溪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包”[44]。王鏊的制义不仅在当时受崇重，后世也奉为圭臬，《儒林外史》中鲁小姐“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46]，反映了其在科举教育中的地位。

明代制义体式在成化、弘治年间定型为“八股”。《明史·选举志》称八股为太祖与刘基所定，易使人误以为始于明初，实际上“成化以后，始有八股之号”[47]。顾炎武考察指出：“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将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48]需说明的是，此前虽有八股体文，但成化后八股成为科举考试的固定格式，士子必须遵循，否则遭摈落。

2. 正嘉时期：古文入时文与风气异变

正德、嘉靖年间制义“号为极盛”[50]，最突出特点是文人们将古文笔意融入时文，讲求开阖变化，程式化程度极高。方苞评价：“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52]

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虽震铄文坛，但因成就主要在诗歌，且鄙薄西汉以后之文，对制义影响甚小。而“唐宋派”师法唐宋八大家，文字“直抒胸臆，信手拈出”[55]，“文从字顺，不汩没流俗”[56]，有意将古文笔法引入制义，“以八家之法为功令文，故其功令文最古”[57]，为制义开辟新境界。唐顺之、归有光是“唐宋派”主将，也是制义大家，后人论明代制义名家有“归唐”“王唐归胡”“王唐瞿薛”之称。

“唐宋派”讲究“开阖首尾错综之法”[59]，并通过文章选本示人门径：唐顺之编《文编》标举脉络法度；归有光用五色笔圈点《史记》，标示命脉筋节，被奉为时文秘诀；茅坤编纂《唐宋八大家文钞》，以八股章法评点古文，虽有“拘牵割裂”之弊，但“以其文有法度之可求，于场屋之取用甚便”[62]，深受士子青睐，在转移制义文风方面作用显著。

此期制义在臻于鼎盛的同时，也出现“浮艳险怪，不根义理”的趋向[65]。正德年间浮靡奇倔的文风逐渐蔚成风气，嘉靖初期张璁批评试文“配合缀缉，夸多斗靡，口传耳剽，翕然成风”[66]，虽主持会试时“初变文格，主简劲”[67]，朝廷屡申“正文体”诏令，但终嘉靖之世，浮靡怪诞的趋向难以扭转。

思想内容上，明初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改变。陈献章力倡“自得”之学，创“白沙学派”；正德年间王守仁提出“心学”体系，对厌倦程朱支离僵化的士子极具吸引力。思想界的变化反映在科举试文中，嘉靖元年礼科给事中章侨上疏禁革“异学之说”，皇帝降旨“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74]，但王学入人已深，难以禁绝。士子还竞奇求博，儒家以外的先秦诸子之语也出现在制义中，朝廷下诏“禁引用《庄》《列》不经语”[76]，但收效甚微。

三、蜕变阶段：隆庆至万历时期

隆庆、万历年间制义承继正嘉趋向，体式完备与风格诡靡均达极致。方苞评论：“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苶然矣。”“隆、万为明文之衰”，既有“气质端重，间架浑成，巧不伤雅”者，亦有“专事凌驾，轻剽促隘，虽有机趣，而按之无实理真气者”[78]。

1. 体式完备与风格诡靡

从体制结构和文字技巧看，此期制义更加完备精妙，戴名世称“有明一代之文，莫盛于隆、万两朝”，“能文之士相继而出，各自名家，其体无不具而其法无不备，后有起者，虽一铢累黍毫发而莫之能越”[79]。但从语言风格和思想内容看，更加浮靡奇诡，朱国祚批评其“抉隐宗玄，杂取异端奇僻之说”“务深僻晦暗，其辞令人三四读不能通晓”“佶屈聱牙至不能以句”“决裂支离，离而不属，涩而不贯”[80]，弊病丛生。

2. 王学主导与公安派影响

王阳明心学的流行是制义文风怪诞诡谲的主要原因。嘉靖末、隆庆初，徐阶、李春芳任内阁首辅时尊崇王学，支持讲会，使“隆庆以后，则陆竟胜朱”[83]，王学占据思想文化界主导地位。隆庆二年李春芳任会试主考，程文破题依循王学解经，且以《庄子》之言入文，此后“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84]，“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85]。万历中年，“新学浸淫天下，割裂圣经，依傍释氏，附会良知之说”[86]，穷经学古之儒反而困抑。朝廷屡下诏敕端正文体，但“竟未能廓然一大变其习”[89]，正如袁宏道所说：“举业之用，在乎得隽，不时则不隽，不穷新而极变则不时，是故虽三令五督，而文之趋不可止也，时为之也”[90]。

万历中年的“公安派”受王学深刻影响，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91]，主张“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你自己胸中流出”[92]，与当时制义文风若合符节。李贽认为时文亦能不朽，嘲笑鄙夷时文者“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时”[93]；袁宏道对厌薄时文的士论深为不满，认为“二百年来，上之所以取士，与士子之伸其独往者，仅有此文”[94]。他们将文学主张灌注到制义写作中，李贽的制义“直捷明快，洞然与其生平持论及讨古辨今处如贯气合”[95]；袁中道的制义“搜云入霞，意气豪甚”[97]，富有个人才调。“公安派”任性任情、尚奇尚怪的风格，进一步推动制义文风趋向奇僻诡谲。

四、末流阶段：天启至崇祯时期

天启、崇祯年间制义被公认为敝坏已极，戴名世抨击：“迨于天启、崇祯之间，文风坏乱，虽有一二巨公竭力拄，而文妖迭出，波荡后生，卒不能禁止。”[100]《明史·选举志》谓：“启、祯之间，文体益变，以出入经史百家氏为高，而恣轶者亦多矣。”[101]梁章钜批评其“驳杂不纯，猖狂自恣者亦遂错出其间，于是启横议之风，长倾险之习，文体敝而士习弥坏，士习坏而国运亦随之矣”[102]。朝廷屡申戒饬，要求“凡离经悖注之言，有类《齐谐》《越绝》者，悉置不录”[103]，但禁令难敌时风，甚至主持考政的官员也不遵谕诫，导致“天下文体大坏”[105]。

不过，此期制义虽承袭万历时的弊病并更趋极端，但也出现一些堪为式范的名家。方苞评价：“至启、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泯。”[107]陈函辉也指出，此期制义家“能举异传百家，往往纵横于笔端，以八比而敷陈其经济之学，有足多焉”[108]。

其中金声、陈际泰最为有名，戴名世称“在天启、崇祯中，休宁金氏、临川陈氏两家，奋然特兴，横绝一世”[109]。金声的制义“浮气敛而昏气除，惟其洁而已矣”[110]；陈际泰的制义“雄常深秀，抉其髓而去其肤，摹其神而尽其变，其意皆破空而出，人人皆如其所欲言”[111]。艾南英与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并称“章、罗、陈、艾”，他深疾“场屋文腐烂”，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刻四人所作行世。艾南英继承“唐宋派”观念，“以古文号召天下”，主张师法唐宋名家，认为“制义一道，挟六经以令文章，其或继周，必由斯道”[116]，编辑时文选本以振疲救弊，使时文复归淳正典雅。张溥、陈子龙等复社、几社诸子也深恶“驳而不纯之文”[121]，提倡复古矫正时弊，使明末制义呈现复归于宗经复古、尚洁崇雅的趋向，然风气未成，明室已亡。

五、影响制义风尚的重要因素：时文坊刻

明代前期仅刊刻《试录》，内录取中士子之文为程文。洪武二十一年戊辰科始刻程文，此后永为定式。但士子场中作文多不精纯，考官常加以润色，后来甚至亲自代作，导致《试录》程文“多主司所作”，士子之文别称为“墨卷”[126]。嘉靖初年邓显麟批评此举“名虽甄录而文已失其真”[127]，万历年间虽屡申禁诫，考官代作之风仍难止息。正德以前程文平正典雅，嘉靖时期受浮艳险怪文风影响，程文也趋奇趋险，朝廷虽屡申诫，终究无力挽住流风。

坊刻时文数量大、变化快，对士子影响更大。成化以前无刻本时文，成化以后杭州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获重利，闽省效之，渐至各省刊提学考卷。弘治六年已有学者“记诵”坊刻时文，鲜少讲究经传[133]；正德时坊刻时文“流布四方，书肆资之以贾利，士子假此以侥幸”[134]。

嘉靖以前，朝野对制义评价标准一致，士子崇奉程墨，坊刻以考卷为主。隆庆、万历以来，制义日变日新，评价标准难统一，“文章之权始在下”[137]，时贤窗稿、青衿试牍、文社研习之作多有刊刻。万历末年以后，坊间流行时文刊本有四种：程墨（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房稿（十八房进士平日之作）、行卷（举人平日之作）、社稿（诸生会课之作）[138]，此时“行稿社义与程墨争道而驰”，权威性超过程墨[139]。

书坊为逐利追逐时尚，务求新奇；士子在“不时则不隽”的压力下，将坊刻时文奉为圭臬，“经史高阁，房牍孤行，以词调相尚”[141]，以致“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142]。许多士大夫认为坊刻时文是败坏文风士习的罪魁祸首，其影响巨大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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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史》卷七O《选举二》。关于八股文的体制，请参阅启功：《说八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三联书店1998年12月版，第188－204页。
[2]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有明历朝小题文选序》。
[3]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
[4]《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进四书文选表》。
[6]《明史》卷七O《选举二》。
[7]陈鼎：《东林列传》卷二。
[8]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一O《姚江学案叙录》。
[9]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举业》。
[10]陈廷午：《午亭文编》卷三二《经学家法论》。
[11]徐阶：《世经堂集》卷一二《崇雅录序》。
[12]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书传会选》。
[13]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四书五经大全》。
[14]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
[15]《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16]《明太祖实录》卷四O，洪武二年三月戊申条。
[17]《明太祖实录》卷五二，洪武三年五月己亥条。
[18]徐一夔：《始丰稿》卷五《乡试程文序》。
[19]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一《科试考一》。
[20]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九《程文墨卷》。
[21]《明太祖实录》卷七九，洪武六年二月乙未条。
[22]陈文烛：《二酉园文集》卷四《品士录序》。
[23]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庆历文读本序》。
[24]宋濂：《宋学士全集》卷七《守斋类稿序》。
[25]宋濂：《宋学士全集》卷九《赠梁建中序》。
[26]宋濂：《宋学士全集》卷二六《文说赠王生黼》。
[27]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一《答王秀才书》。
[28]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一《答张廷璧书》。
[29]崔铣：《洹词》卷一O《评文喻学者》。
[30]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五《玉雪斋诗集序》。
[31]刘球：《两溪文集》卷二二《故翰林侍讲学士奉训大夫曾公行状》。
[32]正德时，南京礼科给事中涂文溥谓成化初年以前，“取文必讲理亲切，措辞淳雅”，见《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二，正德十年十二月乙亥条。
[33]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举业》。
[34]李乐：《续见闻杂记》卷一一。
[35]唐彪：《父师善诱法》下卷。
[36]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六。
[37]《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3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何侍郎孟春》。
[39]李乐：《见闻杂记》卷五。
[40]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六。
[41]吴宽：《送周仲瞻应科诗序》，载《明文海》卷二六一。
[42]李乐：《见闻杂记》卷五。
[43]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四。
[44]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5月版，第239页。
[4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少傅鏊》。
[46]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47]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丁丑房书序》。
[48]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参见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二册，中华书局1980年6月版，第500－501页。
[49]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5月版，第231页。
[50]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
[51]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六。
[52]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进四书文选表》。
[53]《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序》。
[5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李按察攀龙》。
[55]唐顺之：《荆川文集》卷七《答茅鹿门知县第二书》。
[56]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理》。
[57]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四《与田叔子论古文书》。
[58]如《明史》卷二八七《胡友信传》云：“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前者王鏊、唐顺之，后则震川（归有光）、思泉（胡友信）。”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卷三二《王季重小题文字序》云：“时文能于笔墨之外言所欲言者，三人而已，归太仆（有光）之长句，诸君燮之绪音，胡天一（友信）之奇想，各有其病，天下莫敢望焉。”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一《今文待定序篇下》云：“今天下言举业，断自成化至嘉靖，以守溪（王鏊）、荆川（唐顺之）、昆湖（瞿景淳）、方山（薛应旂）为四大家。”
[59]唐顺之：《荆川文集》卷一O《董中峰侍郎文集序》。
[60]参见陈平原：《八股与明清古文》，载《学人》第七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
[61]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
[62]吴应箕：《楼山堂集》卷一七《八大家文选序》。
[63]《明史》卷二八七《茅坤传》。
[64]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进四书文选表》。
[65]《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二，正德十年十二月乙亥条。
[66]张孚敬：《张文忠公文集》奏疏卷三《慎科目》。
[67]查继佐：《罪惟录》志卷一八《科举志》。
[68]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二八。
[69]田艺衡：《留青日札》。
[70]李调元：《制义科琐记》卷二《白沙之徒》。
[71]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心学》。
[72]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王阳明守仁》。
[73]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三。
[74]《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嘉靖元年十月乙未条。
[75]李调元：《制义科琐记》卷二《王氏学》。
[76]查继佐：《罪惟录》志卷一八《科举志》。
[77]徐阶：《世经堂集》卷一二《崇雅录序》。明末艾南英谓“嘉靖中，姚江之书虽盛行于世，而士子举业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天佣子集》卷一《历科四书程墨选序》）。然从朝廷所颁禁令以及徐阶等人的议论看，王阳明之说在嘉靖年间确实对举业已有一定影响，艾氏之说不够确切。
[78]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进四书文选表》。
[79]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庆历文读本序》。
[80]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四《礼部三科场前言》。
[81]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四《礼部三科场前言》。
[82]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举业》。
[83]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存三《朱泽〈朱子圣学考略〉提要》。
[84]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破题用庄子》。
[85]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举业》。
[86]王夫之：《姜斋文集》卷二《显考武夷府君行状》。
[87]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四《礼部三科场前言》。
[88]黄儒炳：《续南雍志》卷六《事纪》。
[89]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四《礼部三科场前言》。
[90]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一八《时文叙》。
[91]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诗》。
[92]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二《答李元善》。
[93]李贽：《焚书》卷三《时文后序》。
[94]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四《诸大家时文序》。关于“公安派”与时文的关系，郭绍虞曾有简要论述，见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3月版，下卷，第238－240页。
[95]钱启忠：《清溪遗稿刻李卓吾制义小引》。
[96]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一O《成元岳文序》。
[97]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九《送兰生序》。
[98]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四《诸大家时文序》钱伯成《笺》所引。
[99]王思任：《王季重十种时文叙青溪儒童小试叙》。
[100]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庆历文读本序》。
[101]《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102]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
[103]《明熹宗实录》卷一八，天启二年五月癸丑条。
[104]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破题用庄子》。
[105]李乐：《见闻杂记》卷九。
[106]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四《礼部三科场前言》。
[107]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进四书文选表》。
[108]陈函辉：《〈奏雅世业〉序》。
[109]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庆历文读本序》。
[110]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三《金正希稿序》。
[111]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陈大士稿序》。
[112]《明史》卷二八八《艾南英传》。
[113]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八《礼闱示贡士》。
[114]黄宗羲：《思旧录张自烈》。
[115]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二《詹曰至近艺序》。
[116]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五《答杨淡云书》。
[117]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一《戊辰房书删定序》。
[118]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二《黄章丘近艺序》。
[119]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六。
[120]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陈大士稿序》。
[121]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古文存稿》卷五《程墨表经序》。
[122]娄坚：《易经程墨文选序》，载《明文海》卷三一一。
[123]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程文》。
[124]丘濬：《重编琼台稿》卷九《皇明历科会试录序》。
[125]高拱：《程士集》卷首《自序》。
[126]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程文》。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九《程文墨卷》云：“有明以来，皆称主司之作为程文，举子之作为墨卷。”
[127]邓显麟：《梦虹奏议》卷下《条陈科举疏》。
[128]万历《明会典》卷七七《科举科举通例》。
[129]《明神宗实录》卷二四三，万历十九年十二月壬子条。
[130]郑晓：《郑端简公吾学编余》。
[131]王祖嫡：《师竹堂集》卷二二《明郡学生陈惟功墓志铭》。
[132]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四《辩证类时文石刻图书起》。
[133]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十八房》。
[134]《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二，正德十年十二月乙亥条。
[135]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二《黄章丘近艺序》。
[13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六《进士房稿》。
[137]徐世溥：《同人合编序》，载《明文海》卷三一三。
[138]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六。
[139]曾异撰：《叙庚午程墨质》，载《明文海》卷三O九。
[140]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一《甲戌房选序下》。
[141]王夫之：《噩梦》。
[142]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十八房》。
[143]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四《科试考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