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好权臣的诀窍

做官难，做一辈子官更难，做一辈子屡遭攻击弹劾而屹立不倒的贪官则难上加难。在嘉靖皇帝刚愎自用、喜怒无常，官员相互倾轧、结党营私，政治风波异常险恶的年代，这更是难如上青天——但严嵩做到了。

自朱元璋废相之后，明朝中央官制不设宰相，转而设立殿、阁大学士，为皇上草撰文墨、提出意见供皇帝参考。明成祖时期，大学士可参与国家大事讨论，才有了正式的“内阁”名称。到明仁宗之后，皇帝大多不再亲自处理政事，内阁权力逐渐加重，甚至超越六部。不过大学士仍只有“票拟”权力，即把意见写于奏章呈给皇帝，最终决定权仍在皇帝手中，总体而言权力比以往的丞相小。但如果皇帝倦政，大权往往旁落到心腹太监或内阁首辅手中，明代中后期这两种情形时有发生。

由于皇权专制过度，一切取决于皇帝个人喜好，明代官场的政治斗争之复杂、牵连之广泛、杀戮之惨烈，远超其他王朝，官场风气也随之极度腐败。贪图禄位、结党营私、拍马迎奉蔚然成风，官僚群体按地区、派别形成政治集团相互斗争，内阁更是各派势力争夺权力的制高点。自永乐以来，入阁大臣共163人，更换频繁程度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在这样“城头频换大王旗”的风云官场中，严嵩以一介寒士科举入仕，不仅平步青云，还背负“奸臣”之名把持朝政长达21年，确有其独到之处。

那么，严嵩为官的诀窍何在呢？

一、善用才华

这里的才华并非治国理政的真才实学，而是刚好迎合“时代需要”的实用本事。

严嵩出身望族但非官宦之家，无特殊背景，却是以文才享誉当时的知识分子：精于诗词文章，书法一绝，26岁中进士，曾任翰林，参与过《宋史》编纂。《明史》记载：“严嵩，字惟中，分宜人。长身戍削，疏眉目，大音声。举弘治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移疾归，读书钤山十年，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复职后不久，他便由编修升侍读、掌院事，随后又升礼部右侍郎、转左侍郎、升吏部尚书，逐渐在朝廷崭露头角。

但仅仅这些还不够，当时世宗信奉道术、一心祈求长生，朝中盛行“青词”——一种写在青藤纸上、辞藻华丽的祈福消灾文字，“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攫，卒至入阁”。在严嵩前后，不少大臣都靠写青词赢得帝王欢心进而入阁，包括后来扳倒严嵩的徐阶。对大才子严嵩而言，写青词不过是小菜一碟，当时论青词“独嵩居最”，“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除了青词，严嵩在其他场合也能大展笔杆子优势：“帝上皇天上帝尊号、宝册，寻加上高皇帝尊谥圣号以配，嵩乃奏庆云见，请受群臣朝贺。又为《庆云赋》《大礼告成颂》奏之，帝悦，命付史馆。”（《明史列传196》）

靠这类本事青云直上，在今人看来有些荒诞，但这是当时的现实：官场立足无靠山迟早垮台，而皇帝就是最坚固的靠山。才学耗费于此固然悲哀，但在畸形的才学评判标准下，个人也无可奈何。

二、忠心耿耿

把这个美好的词汇用在公认的奸臣身上似乎不妥，但并非不可——就如家犬对主人忠心耿耿，咬的都是外人。在皇权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很多时候“忠心耿耿”究竟是为了“天下”还是“天子”，本就难以区分。

严嵩凡事以皇帝为核心，始终站在皇帝一方。“已，又欲称宗入太庙。嵩与群臣议沮之，帝不悦，著《明堂或问》示廷臣。嵩惶恐，尽改前说，条画礼仪甚备。”（《明史列传196》）一旦皇帝不悦，严嵩绝不会死抱原则，马上转向以皇帝心意为准，还一心把事办好，皇帝自然开心。

世宗信奉道教，有些大臣不以为然，但严嵩绝对顺从。“帝以奉道尝御香叶冠，因刻沈水香冠五，赐言等。言不奉诏，帝怒甚。嵩因召对冠之，笼以轻纱。帝见，益内亲嵩。”正因如此，夏言被贬责，严嵩则拜英武殿大学士，直入文渊阁。

后来世宗欲加严嵩上柱国勋，“嵩乃辞曰：‘尊无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称。国初虽设此官，左相国达，功臣第一，亦止为左柱国。乞陛下免臣此官，著为令典，以昭臣节。’帝大喜，允其辞”（《明史列传196》），这般谦恭让世宗愈发将其视为心腹。世宗居西苑时“惟嵩独承顾问”，严嵩虽大权在握，却对国家大政“与上无所许”，从不敢有异议，“两个凡是”做得极为到位，皇帝赞其“忠勤敏达”。因此，严嵩执政期间虽于国无甚建树，却也无甚大过。

三、曲意逢迎

溜须拍马、甜言蜜语是官场人物的基本功，但若想从众多逢迎者中脱颖而出，必须达到更高境界：与皇帝相融合，形成鱼水关系。

嘉靖初年，严嵩已近六旬，多年为官让他深谙世宗的性格与嗜好：世宗刚愎自用，他便谦恭柔顺；世宗反复无常，他便慎言敏行；世宗自许英主，他便唯马首是瞻。正如《明史纪事本末》所评：“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

世宗虽宠信严嵩，却并非毫无戒心，“当是时，帝方欲广耳目，周知百官情伪”，宦官充当了监视工具。严嵩每次见到宦官“必延坐，亲纳金钱袖中”；世宗信道，他也全力追捧术士。因此，尽管朝野对严嵩怨声载道，在皇帝心中他却是完美的。

直到严嵩倒台后，皇帝仍对他念念不忘：“嵩既去，帝追念其赞玄功，意忽忽不乐，谕阶欲遂传位，退居西内，专祈长生”（《明史列传196》），可见这种鱼水关系的深厚程度。

四、去除异己

官场如战场，险恶多变，危机四伏。严嵩权高位重且家底不干净，若只被动挨打，迟早招架不住。因此，要坐稳官位，必须主动去除绊脚石与反对者。

严嵩贪财成癖，时论贪污大臣“皆首嵩”：任礼部尚书时，选译字生“即要货赂”；后来更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筐相望于道”，行贿者包括商人、官吏乃至王公。这成了言官弹劾的靶子，但“嵩每被论，亟归诚于帝，事辄已”——在皇帝看来，贪财不过是小节，丝毫不影响对他的依仗。有时风声太紧，严嵩自动请辞，皇帝也不允：“此言已尽，但尽心翼赞，以副简任，不必复辞。”（《明史纪事本末》）

有了皇帝的撑腰，严嵩深知“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便不动声色地展开打击异己的行动：“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类似“打小报告”，比上奏章更直接有效且不露痕迹。他的常用手段是：“欲有所救解，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忠，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明史列传196》）

就这样，“张经、李天宠、王忬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后劾嵩、世蕃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练、徐学诗、杨继盛、周怡、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皆被谴。经、炼用他过置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杀人谁都会，但严嵩做到了“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皆未尝有迹也”（《明史列传196》），这般权术手腕，着实高明。

五、扶植势力

有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党争倾轧中巩固权位、长年屹立不倒，必须有一个掌握实权、覆盖朝野的亲信班子。何况严嵩年事渐高、精力不济，儿子严世蕃“颇通国典，晓畅时务”，常代其行事，也颇得世宗赏识。与此同时，严嵩“遍引私人居要地”：启用罢职闲居的仇鸾为宣府、大同总兵，让被贬的赵文华重新入朝，还将许多落职谪居的官员罗致门下，成为党徒心腹。于是其亲信掌握部院大权，遍布朝野要津。

这些亲信大多通过贿赂严嵩或同乡、亲戚关系晋升复职，但严嵩并非完全任人唯亲，也能做到人尽其才——比如赵文华在平定东南海患方面就有所建树。此外，严嵩势大后，趋炎附势的官员不在少数，“士大夫辐辏附嵩，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燿、许论辈，皆惴惴事嵩。”（《明史列传196》）

严嵩倒台后，“时坐严氏党被论者，前兵部右侍郎柏乡魏谦吉、工部左侍郎南昌刘伯跃、南京刑部右侍郎德安何迁、右副都御史信阳董威、佥都御史万安张雨、应天府尹祥符孟淮、南京光禄卿南昌胡植、南京光禄少卿武进白启常、右谕德兰谿唐汝楫、南京太常卿掌国子监事新城王材、太仆丞新喻张春及嵩婿广西副使袁应枢等数十人，黜谪有差”（《明史列传196》），这还不包括官职小或转向快的人，可见其扶植势力之广泛。

权臣的终局

“花无百日红”，年过八旬的严嵩已无力维持皇帝的宠信。儿子严世番虽有才具，却“剽悍阴贼”不知收敛，贪财更胜乃父，最终被新崛起的大学士徐阶以“通倭”罪定罪戍边，后被斩首。随后严嵩被抄家，贬为平民，两年后郁郁而终。《明史》评价：“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明史列传196》）。

曾经风光无限，机关算尽后却落得如此下场。权力倾轧中没有永远的赢家，这是权臣的命运，也是皇权政治的必然。正如谷应泰所言：“非特嵩误上，而实上误嵩。”（《明史纪事本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