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教会分裂的起源

固执与民族怨恨会无限放大争论，但希腊教会分裂的直接根源，是坚持古老大教区至高权力的首席教士，与基督教世界统治性都城之间的角逐。

9世纪中期，野心勃勃的俗人福提乌斯凭借功绩与恩宠，从卫队长、机要大臣一跃成为君士坦丁堡教区主教——这一职位令无数人梦寐以求。他在学识（包括教会知识）上远超同时代教士，德行也从未遭人诟病，但此次委任过于仓促、升迁不合常规，被挤走的前任依纳爵仍深得公众拥护，追随者也极为顽固。

他们向骄傲且野心勃勃的罗马教皇尼古拉一世法庭起诉，尼古拉立刻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审判并加罪于东部对手。双方的争执因保加利亚王国的管辖权冲突进一步激化：这个新近皈依基督教的国家，对两位高级教士而言唯一的价值，就是计算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改宗臣民数量。希腊主教借助法庭取得了胜利，却在疯狂竞争中被圣彼得的继承人免去职务，拉丁教会还被指控制造异端邪说与分裂。

福提乌斯为换取短暂且不稳定的权位，断送了世界和平：他与庇护人恺撒·巴尔斯达一同倒台，马其顿人巴西尔则扮演起正义者的角色，恢复了在年龄与身份上一直未受尊重的依纳爵的职务。后来，福提乌斯通过悲伤的请求与机智的奉承，从修道院或斗室中重新赢得皇帝欢心，重登君士坦丁堡的宝座，他的对手们自此时刻保持警惕。巴西尔死后，福提乌斯饱尝宫廷沉浮之苦，还遭遇皇家学生的忘恩负义：这位主教再度被黜，在最后的孤独时光里，或许会怀念世俗的治学岁月。

每次权力变革中，当权者的一声咳嗽或点头，都会被顺从的教士视为命令；300名主教组成的宗教会议，随时准备为福提乌斯的胜利欢呼，或在他倒台时落井下石。虚幻的帮助或奖励许诺，诱使教皇默认这类活动，君士坦丁堡会议也通过信件或使节予以批准。但朝廷与民众、依纳爵与福提乌斯，都同样反对教皇的要求：教皇的使臣或被侮辱或被监禁，圣灵的列队仪式被遗忘，保加利亚永久成为拜占廷王朝的附庸；对不合常规教区教职人员的严厉批评，更让分裂局面长期延续。

10世纪的黑暗与堕落暂时中止了两个民族的交锋，却并未消解彼此的敌意。当诺曼人以武力将阿普利亚教会重归罗马管辖时，希腊主教一封无礼的信警告离去的教民，要避开并唾弃拉丁教徒的错误。罗马的威严已无法容忍叛贼的侮辱，米哈依尔·凯鲁拉里乌斯被教皇使节在君士坦丁堡中心革出教会。使节们愤怒离去，在圣索菲亚祭坛上留下恶毒控诉书，列举希腊教徒的7条该死异端，将罪恶的教师及其宗派归入魔鬼与堕落天使的行列。

尽管后来因教会与国家的紧急情况，双方恢复了友好通信，信中满是仁爱和睦的言辞，但希腊人从未放弃他们的“错误”，教皇也从未撤销判决——这次决裂可被视为东西教会最终分裂的起点。此后，罗马教皇的一系列野心行动不断扩大裂痕：拜占廷皇帝对兄弟王国日耳曼的命运感到羞愧与恐惧，民众则对拉丁教士的世俗权力与军事生活深感震惊。

希腊人与拉丁人的对立情绪

希腊人与拉丁人的不和，在前三批圣地远征中形成并公开化。阿列克塞·康尼努斯曾竭力避免强大的朝圣者队伍出现对立，但他的继承人马努埃尔与伊萨克·安基卢斯却与穆斯林合谋，企图彻底消灭法兰克最伟大的君王，且这一阴险政策得到各阶层臣民的积极支持。

这种敌对情绪很大程度源于语言、服饰与习俗的差异，而世俗的民族敌意又被宗教狂热进一步激化：东部基督教徒不仅没有给予西部弟兄亲密拥抱与热情欢迎，反而反复指责他们是分裂分子与异端——对正统教徒而言，这类指责比异教徒的言语更刺耳。他们不因宗教信仰的基本一致而亲近，反而因纪律规定或神学观点的细微差异互相厌恶。

路易七世的十字军东征中，希腊教士洗刷并净化了被法兰西教士献祭亵渎的圣坛；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的同伴则悲痛地承受着主教与僧侣在语言和行动上的极度仇恨——他们的祷词与布道极力鼓动民众反对“不信教的野蛮人”，大主教甚至宣称，信徒只要彻底消灭分裂主义者，就能洗清所有罪过。狂热分子多罗修斯预言，日耳曼异端攻打布拉克尔涅城门后，将成为神的报复榜样，这既引起皇帝恐慌，又让他恢复了信心。

十字军东征让两个民族频繁交往，却并未消除偏见。君士坦丁堡的财富与奢华需要各地物产支撑，进口贸易依靠居民手艺平衡，地理位置吸引着全球商贾，商业长期被外族人掌控。阿马尔菲衰败后，威尼斯人、比萨人和热那亚人纷纷在帝国都城建立工厂并定居，他们的功绩为自己赢得荣誉与豁免权，购置土地房屋，与当地人通婚繁衍，罗马仪式的教堂也因伊斯兰寺院的存在而被容忍。

曼努埃尔·康尼努斯的两位妻子都是法兰克人：第一位是康拉德皇帝的妹妹，第二位是安条克亲王的女儿；他为儿子娶了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的女儿，还将女儿嫁给在君士坦丁堡宫廷受教育并身居高位的蒙费拉侯爵。曼努埃尔既与西部军队交战，又觊觎西部帝国，却高度信赖法兰克人的勇敢与忠诚，将他们的军事才能浪费在待遇优厚的法官与财务官职位上；他采取与教皇联盟的政策，却被公众舆论指责偏袒拉丁族人及其宗教。

在曼努埃尔与继承人阿列克塞统治时期，拉丁人在君士坦丁堡被斥责为外族人、异端与徇私情者。安德洛奈卡归来掌权的骚乱中，这三重“罪恶”遭到严厉清算：民众拿起武器，暴君从亚细亚海岸调遣部队与船只协助民族复仇，拉丁人的无望抵抗只会让杀人者更加凶残。年龄、性别、友情或亲戚关系都无法拯救牺牲品，拉丁人在家中、街头被杀死，居住区被夷为平地，教士被烧死在教堂，病人被烧死在医院；4000名基督徒被卖给土耳其人为奴，这一“仁慈举动”让我们得以推测屠杀的规模。

教士与僧侣是摧毁分裂分子运动中最活跃的呼喊者，当罗马红衣主教的人头被割下拴在狗尾巴上，拖过街头嘲弄时，他们竟向上帝高唱感恩歌。腿脚最快的拉丁人听到风声后逃上船，从赫勒海峡逃离大屠杀现场，途中沿海岸烧杀掳掠200英里，在帝国无辜臣民身上残酷报复，尤其将教士与僧侣视为主要敌人，用抢劫弥补损失的财物与亲友。他们回到意大利与欧洲后，大肆宣扬希腊人的富有、软弱、不义与恶毒，将其罪恶描绘为异端与分裂派的真实特征。第一次东征的人因谨慎错失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机会，而一场内部革命，最终诱使或迫使法兰西人与威尼斯人完成了对东罗马帝国的征服。

拜占廷帝国的衰败与内乱

在拜占廷君王系列中，康纳尼家族最后一位男性安德洛奈卡的伪善、野心、暴政与灭亡已被展现。推翻他的革命拯救了同一朝代女性后裔伊萨克·安基卢斯，将他推上皇位。这位“第二个尼禄”的继承人本极易赢得臣民尊敬，但希腊人有时甚至会怀念安德洛奈卡的统治——暴君健壮活跃的头脑能看清自身与公众利益的关系，当所有令他惧怕的人都恐惧他时，无戒心的民众与边远省份或许会庆幸有这样一位“坚持正义”的主子。

但伊萨克只对自己既无勇气也无能力行使的最高权力沾沾自喜，唯恐失去：他的邪恶为害极大，即便有美德也毫无用处，希腊人将灾难全归咎于他的疏忽，拒不承认他有任何短暂或偶然的功绩。伊萨克整天睡在王座上，只有寻欢作乐的声音能将他唤醒；空闲时由喜剧演员与小丑陪伴，连小丑都鄙视他；筵席与宫殿的奢侈远超前代皇帝，宦官与奴仆多达2万人，每天消耗4000磅白银，年日用与膳食开支高达400万英镑。他靠压榨弥补亏空，胡乱征收与使用正式赋税的行为激起公愤。

一位谄媚的先知向他担保，他将拥有32年长久且辉煌的统治，期间权力会扩展到黎巴嫩山，远征军队将越过幼发拉底河。但他迈向预言的唯一行动，是向萨拉丁派出庞大杂乱的使团，要求归还圣墓并与这位基督教仇敌订立攻守同盟。希腊帝国仅剩的国土，在伊萨克与他的兄弟这两个“废物”手中彻底葬送：塞浦路斯被同名的康纳尼家族亲王篡夺，后来英格兰国王理查德凭宝剑将这个王国送给吕西尼昂王朝，作为失去耶路撒冷的补偿。

保加利亚与瓦拉基人的骚乱，严重损害了王国的荣誉与首都的安全。自第二个巴西尔获胜以来，他们在170多年间松散地臣服于拜占廷君王，但从未被有效推行法制与习俗改造。伊萨克下令将他们唯一的生活依靠——牛群与羊群赶走，用于皇家婚礼；强悍的武士因在军队中无法获得平等升迁与领饷机会而不满。两位拥有古王族血统的首领彼得与阿桑，要求恢复应得权利与民族自由；狂热的骗子宣称，他们的庇护者圣德米特里乌斯已永远抛弃希腊人，大火从多瑙河蔓延到马其顿与色雷斯山区。

伊萨克与兄弟经过微弱努力后，听任保加利亚人获得独立；皇家军队沿途看到同营弟兄的尸骨，士气大受打击。在约翰（或安尼斯）的武力与政策下，第二个保加利亚王国稳固建立。这些精明的野蛮人向英诺森三世派出使团，承认自己在血统与宗教上是罗马的真正儿子，恭敬地接受了教皇授予的铸币权、皇帝称号与拉丁大主教职位。梵蒂冈为在精神上战胜分裂运动的第一个目标保加利亚而高兴，希腊人则宁愿放弃对该王国的统治权，也要保住教会特权。

保加利亚人恶毒地祈求伊萨克长寿，因为这是他们自由与繁荣的最可靠保证。头领阿桑曾对军队说：“所有希腊人，在相同气候、性格与教育下，只会结出同样的果实。看看我的长矛，再看看随风飘动的长幡——它们只是颜色不同，用的是同一种丝绸，由同一个工匠制成，染成紫色的幡并不比其他幡更有价值。”

伊萨克统治期间，多位争夺紫袍者兴起又覆灭：一位击退西西里船队的将军因皇帝忘恩负义被逼造反，最终毁灭；皇帝的奢华美梦被阴谋反叛与民众暴乱搅扰，他偶然依靠奴仆的功劳逃脱性命，最终被野心勃勃的弟弟推翻——弟弟为了不稳的王冠，抛弃了亲属、君王与友情的职责。

伊萨克在色雷斯山谷狩猎时，弟弟阿列克塞·安基卢斯在军营被推举为皇帝，穿上紫袍；首都与教士团同意了这一选择，这位虚荣的国君抛弃父辈名字，改用康纳尼家族的高贵称号。阿列克塞的恶行比伊萨克更甚，还得到犯下各种男性罪恶的妻子龙弗西尼的支持。

前皇帝伊萨克最早得知被推翻的消息，是看到卫兵的敌对态度与追捕；他逃跑50多英里到马其顿的斯塔古拉，最终被抓回君士坦丁堡，被挖去双眼，关进无人塔楼，每日仅靠少量面包与水度日。政变发生时，他12岁的儿子阿列克塞（被视为帝国希望）被篡位者留下，用于和平与战争时期彰显威风。但当军队扎营海边时，一艘意大利船只让年轻王子轻易逃脱：他扮成普通水手躲过搜查，渡过赫勒海峡，在西西里岛找到避难所。拜谒圣徒并请求英诺森三世保护后，他接受了姐姐艾琳（罗马人国王士瓦本的菲利普之妻）的邀请。穿越意大利时，他得知西部骑兵精华正在威尼斯集结，以解救圣地——他心中燃起希望：或许能借助这支无敌之剑，为父亲夺回皇位。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历史的黑色幽默——攻克君士坦丁堡

1. 又要东征了！（A.D.1197~1200）

耶路撒冷失陷约10至20年后，法兰西贵族听从第三位“先知”的号召，投身圣战。这位先知是巴黎附近的文盲牧师讷伊的富尔克，他放弃教区职务，成为巡回使者，以圣洁与奇迹闻名，严厉抨击当时的普遍罪恶——他在巴黎街头的布道，让强盗、高利贷者、娼妓甚至大学学者与学生纷纷自愿入教。

英诺森三世刚登上圣彼得宝座，便在意大利、日耳曼与法兰西宣告新十字军东征的必要性。教皇生动描绘了耶路撒冷的劫难、异教徒的胜利与基督教世界的耻辱，慷慨提出赎罪办法：亲自在巴勒斯坦服役1年，或找替身服役2年，即可完全赦免所有罪过。在使节与演说者中，讷伊的富尔克最为卖力，成效也最大。

但主要王国对圣战号召十分反感：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还是孩童，日耳曼王国正被不伦瑞克与士瓦本两家族（圭尔夫与吉贝林派）争夺；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曾发誓参加圣战，如今却不愿再次承诺，仅乐意建立保护圣地的永久基金；英格兰国王理查对第一次冒险的荣耀与苦难已感到满足，甚至嘲笑讷伊的富尔克的规劝：“你劝我抛弃骄傲、贪婪与放纵三个爱女，我要把它们遗赠给最有资格的人：骄傲给圣殿骑士，贪婪给基斯陶克斯僧人，放纵给高级教士。”

真正响应号召的是第二级亲王与大诸侯，其中香槟伯爵狄奥巴尔德（提鲍特）一马当先。这位22岁的青年受父兄鼓舞（父亲参加过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哥哥以耶路撒冷王的身份死于巴勒斯坦），麾下有2200名效忠于他的骑士，香槟贵族在战争中各方面都出类拔萃；他还通过与那瓦尔女继承人的婚姻，能从比利牛斯山两侧召集强悍的加斯科人队伍。

布卢瓦与夏尔特尔伯爵路易是他的亲密战友，两人同为法兰西与英格兰国王的侄子。在效仿他们的狂热教士与贵族中，值得一提的有：出身与才德兼备的蒙莫朗西的马太；阿尔比格奥斯的克星孟福尔的西门；以及香槟元帅维勒阿杜安的杰弗雷——他以当时当地的粗俗语言，写下或口授了自己作为核心人物参与的会议与活动的原始记录。

与此同时，娶了提鲍特姊妹的佛兰德伯爵博杜安，在布鲁日与兄弟亨利及该省主要骑士、公民一同举起十字架。他们用马上比武支持在教堂立下的誓言，多次集会充分辩论作战方案，决定解救被埃及统治的巴勒斯坦——萨拉丁死后，这片土地几乎已被饥饿与内战毁灭。

此前众多皇家部队的命运证明陆路远征艰辛危险，而法兰西贵族既无船只又不懂航海。他们明智地选出包括维勒阿杜安在内的6名代表，全权指挥联盟行动。只有意大利海上城邦拥有运输圣战勇士（携带武器与马匹）的工具，6位代表前往威尼斯，请求这个强大的共和国出于对神明的敬重或实际利益，提供帮助。